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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纳撒尼尔说，“我们回家啦。”
加尔文全然不是在完整地讲话。他只是喊叫，咒骂。“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他吼道，“女孩儿们！范吉！贝克！萨拉！”几姊妹早已拥出来，像是突然拥到门边，迎着风的裙子像气球一样满鼓鼓的，一面尖声喊叫着，父亲发出的隆隆吼声高出了她们的喊叫。这时他把外衣——星期日穿的礼服，讲究的退休后穿的衣衫——敞开，伸到腰间去掏什么东西，那姿势和神态与他掏手枪时一般无二。但是他从腰间掏出的只是一根皮带，接着单手挥动皮带，掀开尖叫蜂拥的几个女孩子。“我还是得教训你！”他吼道，“教训你当初胆敢逃跑。”皮带在纳撒尼尔的肩头上落下两次，然后两人便扭在一起了。
这可以说是在闹着玩：一种无情的玩笑，板着面孔的笑容，两头狮子在抓斗，是否会抓伤却说不准。他们扭在一起，皮带被抓住了，他们面对面、胸对胸地站着：长者一张瘦削的灰扑扑的面孔，一双暗淡的新英格兰人的眼睛；年轻人的相貌一点儿不像他，长着鹰钩鼻子，嘻嘻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住手！”纳撒尼尔说，“难道你看不见对面马车里有谁在观看吗？”
直到这时，他们谁也没瞧瞧那辆马车。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父亲瞧了一眼那女人，却觉得没必要理睬那孩子。他望着那女人，下巴松垂下来像见了鬼似的。“伊万杰琳！”他说。她看上去酷似他去世的妻子，活像他妻子的妹妹。儿子差不多把母亲的模样忘得个一干二净，娶了一个几乎与母亲一模一样的女人做妻子。
“这是乔安娜，”他说，“这是加尔文。我们回家来结婚的。”
晚饭后，女人和孩子上床了，纳撒尼尔同家人谈话。这时大家围坐在灯下：父亲、几个姊妹，还有刚回家的儿子。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没有牧师，他解释说，只有神父和天主教徒。“因此，当我们发现怀上孩子了，她便开始嚷着要找个教士，而我也不想伯顿家生个异教徒。所以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到处寻找。但出了一桩接一桩的事，我没法脱身去找牧师；不久孩子出生了，于是不用再着急。可她一直不放心，老叫着要找个教士、牧师什么的；在往后的一两年里，我听说在某一天能在圣菲找上一位白人牧师，于是我们便收拾行李动身去圣菲，赶到那儿却只见到牧师的马车驶走的尘影。这样一来，我们就等在那儿，等了两年多才在得克萨斯州碰上另一次机会。但这次不凑巧，我牵涉到帮几个别动队员的忙，处理一桩棘手的事，在那儿一些乡亲把一位代理人困在舞厅里脱不了身。所以，那桩事了结后，我们立即决定回家完婚，于是就回到了这儿。”
头发灰白的父亲坐在灯下，面容憔悴，态度严肃。他一直在倾听，但带着沉思的神态，闷声闷气，愤懑不已。“伯顿家又出了个黑杂种，”他说，“乡亲们会以为我养的儿子成了该死的奴隶贩子，而现在他自己又养了个祸害。”儿子静静地听着，甚至无意告诉父亲那女人不是南方的叛匪而是个西班牙人。“该死的，那些低贱的黑鬼，他们之所以低贱是由于承受不了上帝愤怒的重量，他们浑身黝黑是因为人性固有的罪恶沾染了他们的血和肉。”他凝重的目光呆滞模糊，充满狂热和自信。“可是我们现在给了他们自由，白人黑人都一样了。他们将会脱去黑色。一百年之后他们又会成为白人。那时我们也许会让他们重新进入美国。”他在沉思，闷闷不乐，一动不动。“上帝作证，”他突然说道，“尽管他一身黑黑的，却有一副男人的体魄。我敢说，他长大成人后会同他的爷爷一样魁梧，不会像他老子那样矮小。他会的，尽管他娘是个黑鬼，他也一副黑模样。”
她把这些往事告诉了克里斯默斯，他俩坐在小木屋里的帆布床上，室内越来越昏暗。整整一个多小时，他俩坐着没动。这时他已全然看不清她的面容，仿佛觉得有些轻微晃动，像是坐在一只漂浮的小船里，浮在她的话音之上，又像置身于浩瀚无边、令人昏昏欲睡的宁静之中，话音不带有任何意义，他也似听非听。“他的名字同爷爷的一样也叫加尔文，身材也一样魁梧高大，虽然皮肤黑黑的像他母亲，像他外祖母家的人。她不是我的母亲，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老爷子在十个弟兄中排行最末，我父亲是两兄弟中的老幺，而加尔文是独子。”他刚满二十岁就在两英里外的这个镇上被杀害了，被一个从前的奴隶主、在南北战争中当过兵的人，名叫沙多里斯。为了黑人的选举权问题。
她告诉克里斯默斯关于坟地的事——她哥哥的，祖父的，父亲的；父亲的两个妻子的，就在离楼房半英里的牧场上，一片长着雪松的小丘。克里斯默斯静静地听着，心想：“噢，她要领我去看坟地。我只好去一趟。”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事，除了那天晚上告诉他坟地的位置，并说如果他愿意，自己可以去看看。“你多半找不着它们，”她说，“因为他们把祖父和加尔文运回家的那天晚上，父亲等到天黑之后才把他们埋了，并把坟地给掩盖起来，刨平土丘，在上面放上柴草什么的。”
“把它们掩盖起来？”克里斯默斯说。
她的声音里没有女性的温柔气质，没有悲伤和追思回想的意味。“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找到他们，否则会把他们挖掘出来，也许会戮尸。”她继续往下讲，带着略微不安的解释口吻。“这儿的人憎恨我们。我们是北方佬，外地人。比外地人更糟：是他们的仇敌，内战后到南方来投机牟利的北方佬。而战争——南北之间的内战——结束后的时间还不长，战争中受过折磨的人还不可能很理智。他们声称我们煽动黑人起来奸淫烧杀，威胁白人的主宰地位。因此我猜想，沙多里斯上校成了镇上的英雄，因为他用同一支手枪的两粒子弹杀死了一位独臂老人和一个还未投第一张选票的孩子。也许他们是对的。我闹不清楚。”
“噢，”克里斯默斯说道，“人们会那么干吗？把他们挖出来，在他们被杀以后，人死了之后？什么时候身上流着不同血液的人才会停止相互憎恨？”
“什么时候？”她的话音停了一下又继续说，“这我可不知道。也不敢肯定他们真会把他们挖掘出来。那时我还没有活在世上，我还未出生。加尔文被害后十四年我才出世。我不知道那时人们可能会做什么。但我父亲认为他们干得出来，所以他掩盖好那些坟地。后来，加尔文的母亲死了，他也把她埋在那儿，同祖父和加尔文埋在一起。因此可以说，不知不觉那地方成了我家的墓地。也许父亲并没有计划要把她埋在那儿。我记得我的母亲（她是在加尔文的妈死后不久父亲从新罕布什尔州招来的，那儿还有我们老家的人居住。你想想，他当时独自一人留在这儿。我想要不是由于祖父和加尔文埋葬在这附近，他就准备离开了）对我说过，加尔文的妈一死，父亲曾打算搬家。但她死在夏天，天气太热了，不可能把她运回墨西哥，运回她亲人所在的地方。因此他把她埋在这儿了。也许这就是他决定留在这儿的缘故，或者是由于那时他已上了些年纪，所有参加过内战的人都上年纪了，而黑人也没有奸淫或谋害过谁以致会引起指责。总之，她就埋在这儿了。他把她的坟也掩盖起来，因为他想要是碰巧有人看见它，就会记起祖父和加尔文来。他不敢冒这个险，就算是一切都过去了，烟消云散。第二年他写信给我们在新罕布什尔的堂兄弟说：‘我已经五十岁了，拥有她需要的一切。给我送一个能做妻子的好女人来吧。不管她是谁，只要是个善于操持家务的人，年龄起码在三十五岁。’他在信里夹了乘火车的票钱。两个月之后，我的母亲到这儿来了，当天他们就结了婚。对他来说，可是快速结婚。前一次婚姻他可花了十二年才完婚，那时还在堪萨斯州，他和加尔文，还有加尔文的妈，好容易才找到祖父。他们在那个星期的中间抵家，但等到星期日才举行婚礼。婚礼在户外举办，在那条小溪旁边，烧烤了一头小公牛，喝了一桶威士忌，每个收到信或者听到消息的人都来了。星期六上午人们就到了，可是当天夜晚牧师才来。那一整天，父亲的姐妹们都在忙，替加尔文的妈赶做结婚礼服和面纱。她们用面粉口袋做成礼服，以一块酒店老板曾用图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