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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盛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第十章 掌管上海“王司令”
乔迁了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
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潮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分，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烟，喝“茅台”酒……马天水卖身求荣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
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