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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樱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