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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展示这封信时，也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他的祖上名叫李天雄，是林道乾最信任的兄弟。李家在福建泉州，李天雄有一个弟弟，一个幼子。但自那封信后，李天雄再也没有音讯，唯一知道的是李天雄在林道乾离开中国时藏了宝，但宝藏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李家唯一的线索就是去找望公。”
“望公名叫阮望，是从山东逃难到泉州的木匠，实际上是一个精通古代土木工程和机关消息的高手，李天雄从小跟着他学木工，再学造船，因技术出众，被林道乾看中，拉他入了伙。但等他们去找阮望时，阮望却失踪了。于是李家得到的关于李天雄的最后讯息，就是这封语焉不详的家书。后来李天雄的弟弟听说林道乾在北大年定居，便亲自去找兄长，这一去也没有回来。李家始终弄不清李天雄是死是活，不过有一点确信无疑，那就是林道乾在率众远航时的确命令李天雄埋藏了宝藏。”
“那李教授就是李天雄的第十一代孙。李天雄的儿子长大后，也到南洋找他的父亲。其时林道乾已死，李天雄的消息也就断绝了，便在泰国安定下来，后来又移民马来西亚。但李家一直保存着这封家书，一则纪念祖先，一来试图寻找宝藏。然而费尽周折，始终没有找到寻宝线索。”
费教授讲完，轻轻地叹了口气。萧邦和一姝也陷入了沉思。
半晌，一姝才说：“看来，宝藏确实存在，不过李天雄的家书为什么没有注明宝藏的所在呢？”
“如果注明了，早就不是秘密了。”萧邦说，“我想，以林道乾的机敏，只是让李天雄设置藏宝的机关，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恐怕只有林道乾最清楚，李天雄不过是执行者罢了。再说，李天雄即使知道，他也不敢给家人言明，原因有三：一是他当时还不能完全判断形势，就是林道乾有可能带他们回来；二是林道乾既然能在海上顽强生存，其对部众的约束一定非常严格，谁泄露了如此重大的机密，恐怕全家都难逃劫难；三是他在书信中透露出有可能遭到不幸，如果是那样，就请家人赶紧迁移避祸。从这些情况来看，李天雄首先是要家人保全，然后有机会再找阮望。也就是说，李天雄认为人是第一位的，宝藏是第二位的。同时，也透露出他隐隐觉得林道乾十分危险，弄不好会杀他灭口。林道乾一代枭雄，焉有对属下不察之理？从阮望失踪可推断，一定是林道乾作了周密安排，事先控制了李天雄，再派人处死或是劫持了阮望，因为阮望精通机关之术，就算是他不知藏宝所在，留着也是一大隐患。因此，这封家信无非是透露了林道乾确有藏宝之实，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否则，李教授怎么会那么大方，将惊世的秘密透露给你？”
费教授怪眼一翻，对萧邦竖起拇指：“萧兄弟所言极是。但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还是吃了一惊。等回国之后我左思右想，也觉得李教授让我看他家族的秘密似乎有悖常理，因为他不必为了口舌之争，而用祖上的秘密来证明他的观点正确。直到后来，我到清华大学重新翻阅了《筹海图编》隆庆再刻本，才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莫非这个刻本有什么讲究？”一姝问。
“其实，这个再刻本几乎与初刻本没什么两样，其行款字数、版口边栏一如嘉靖原刊，甚至连初版中的错字都原封未动，只是序言调整了。”教授说，“这只是另一群官僚为了展示政绩，改头换面而已，就好像今天的某些官员，到任后屁事没做一件，就想树碑立传。但我还是放心不下，因为此书在明朝嘉靖、隆庆、天启三朝有三个刻本，万历年间有一个重印本，清康熙年间又有一个修订刻本，共五个版本。为何李教授却只藏了并不理想甚至有错漏之处的版本？内中一定有原因，只是他不告诉我罢了。由于隆庆再刻本极其稀少，所以不可能让我带出清华大学比对，我去查阅，还是通过老同学的关系才见到这个版本的。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心想林道乾若是在潮州地界率众离国的，那么如果有藏宝，不会离这个区域太远，于是我用数码相机拍了书中所绘的粤、闽二省沿海图例，回来找出经过郑若曾后人修校的康熙版本一对，果然发现了端倪。”
一姝眼睛一亮，急忙问道：“有什么区别？”
“《筹海图编》，说白了主要内容就是绘制了其时中国的沿海防务地理图，图例多半是手绘，并载有人名、地名、卫所、烽堠、兵员、兵器、战船等。我将两个版本的两省地图加以详细比对，果然发现福建沿海图中的一节略有差异。于是我又查对了明清两朝地名变化的资料，发现这一带的名称确有变动。那么我就隐约感到，李教授收藏的这个版本，实际上更接近于当时林道乾离国时的地名。由此推测，李教授不收集《筹海图编》其他版本，却偏偏收藏这部稀罕但存有谬误的版本，一定是为了寻找祖上家书中提到的宝藏。换句话说，李教授并不关心此版本是否有学术价值，也不管它有没有记述错误，而是想从中划定林道乾藏宝的范围。”
“可是，就算这个版本记载了嘉靖年间福建沿海的真实情况，怎么会到康熙刻本时改变了呢？按理说，一部著作的更新版本，应该更为精确才对啊。”一姝大惑不解。
费教授微微摇头，说道：“书籍的修校本一定比初刻本更精确的说法，被当作一种常识了，其实不一定正确。我之前就说过，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是强者的历史，是为了统治的目的才修史，这是文化与政治的矛盾，进一步说是客观真实与实际需要的矛盾。就拿《筹海图编》来说，明清两代五版四修，改来改去，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此书初刻本后，胡宗宪因与朝廷奸党严嵩、严世藩父子有旧，以致株连下狱，那么他以前的主张就很忌讳，他主编的书，其命运可想而知。后来在万历初年，胡宗宪死狱一案被平反昭雪，他的子孙们便又抬头，想来想去，就在《筹海图编》上大做文章，甚至不择手段，动手剜改此书各卷下题，成了‘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昆山郑若曾编次’。这个版本，只提了一下原书作者郑若曾，将书中大部分有郑若曾字样的地方剜改，掠美于胡宗宪。到了天启四年，胡宗宪曾孙胡维极重刻此书时，索性将此书之作全归胡氏一门了。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郑若曾的五世孙郑起泓受命主持重新刊刻此书时，才又还美于郑若曾，澄清了胡宗宪后人造成的混乱。”
“请问教授，那么在康熙刻本中，是否加入了郑若曾后人重新考证的内容？”萧邦问。
“当然有，”教授说，“康熙刻本即为现在比较流行的大成本，其间不但有原作者郑若曾初稿后的修订内容，也有后世子孙考证的内容。郑若曾在编撰完此书后，胡宗宪曾力保他入仕，但郑若曾以前科举失意，对官场看得很淡，便归隐乡里，潜心学问。那么，他肯定对《筹海图编》进行过系统考证，只是胡宗宪一倒，他没有机会再刊出修校本，而将资料留给了后人。他的后人郑起泓受清廷委托，重修此书，虽然也是以嘉靖初刻本为蓝本，但其时海防形势有变，郑起泓还是作了一些更符合时代实际的增删。”
“那么，教授是以康熙刻本与隆庆刻本勘对之后，才得出福建沿海的图形有异的吧？”萧邦又问。
“正是这样。”教授叹息了一声，“问题就出在这里。隆庆刻本中，福建泉州府辖区，海上标明一个叫‘珍木山’的小岛，位于‘大捕山’附近。然而康熙刻本中，福建海图泉州部分，几乎完全与隆庆刻本一致，只是没了‘珍木山’。也就是说，康熙刻本中这个‘珍木山’神秘地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片水波。”
“莫非郑若曾的后人，也知道林道乾藏宝？”一姝问，“所以，才故意将这个实际存在的地名从原图中抹去？”
“有这种可能。”教授点头，“当我将从清华大学拍回来的照片放大比对后，也是你这个想法。为求得实证，我专程去了一趟泉州，找了当地修地方志的人和地理学者，问这个‘珍木山’到底在哪里。然而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当地学者和修志人员都说，泉州湾岛屿林立，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