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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下大夫列朝的这位男子也被征询了意见。这时，他毫不踌躇地称赞了李陵，说道：“试观李陵平生，事亲孝，与士交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诚有国士之风。今不幸事破，唯念全躯保妻子之君侧佞人借李陵此一失，夸大歪曲，欲蒙蔽圣主明鉴，遗憾莫过于此。且陵此次率区区五千士卒，深入敌地，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矢尽道穷，犹张空弩，冒白刃与敌死斗。能使部下归心，尽其死力，虽古之名将莫及。虽然军败，然其善战之功正足以彰显天下。念之，陵之不死降虏，岂非潜于彼地，欲期有以报汉者乎？……”
列座的群臣都惊讶了，世上竟然有敢于说出这种话的男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眼观望武帝抽搐着嘴角的面孔，想象着竟敢称自己为“全躯保妻子之臣”的此人今后的命运，暗自微笑了。
这名不知瞻前顾后的男子——太史令司马迁从御前退下后，立刻有一名“全躯保妻子之臣”向武帝汇报了司马迁和李陵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人进言，指出太史令因故与贰师将军有隙，之所以盛赞李陵，无非是想借此机会陷先于李陵出塞但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于不利。总之，众人一致认为，作为区区一名以掌管星历卜祝为职的太史令，其态度过于不逊。
离奇的是，比起李陵的家族，司马迁先被问罪了。第二天他就被廷尉拘捕，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沿用的肉体刑罚主要有黥、劓、劊⒐闹帧Ｎ涞鄣淖娓肝牡墼谖皇保铣怂闹中谭Ｖ械娜郑ǘ辣Ａ袅斯獭Ｋ焦蹋幌稻褪前涯腥吮涞貌皇悄腥说墓殴中谭āＫ殖聘蹋腥怂凳窃底源纯诜⒊龈舻脑倒剩灿腥怂凳窃涤诟静簧档谋扔鳌Ｊ芄诵痰娜怂壮蒲巳耍⒅械幕鹿俅蠖嘤纱硕础�
司马迁受到的偏偏就是这种刑罚。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字，然而在当时，太史令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文笔吏罢了。在周围人眼里，他只是个不善与人交往，就算头脑明晰也对其头脑过于自信，并且在辩论时绝不肯输给任何人的我行我素的怪人。没有人会因为他受了宫刑而觉得特别意外。
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周亡后入晋、仕秦，至汉代时，第四代司马谈在武帝治下于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谈就是迁的父亲。他除律、历、易等专攻外，精研道家教义，博采儒、墨、法、名诸家学说，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独成一家之见。司马谈对自己的头脑和精神力量有着高度自矜，这一点也被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后，让迁在海内纵横旅行。这在当时称得上罕见的教育方法，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资甚厚。
元丰元年，武帝东临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时，热血汉司马谈不巧正卧病在周南（洛阳）。他由于慨叹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样的盛事时，唯独自己不能追随其侧，竟愤而死去。司马谈一生的愿望是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结果只来得及搜集到大部分资料。临终的光景通过儿子司马迁的笔致详细描写在《史记》最后一章。据该处记载，谈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后把迁唤至面前，拉着他的手恳言修史的必要，并慨叹自己身为太史未能完成此事，徒令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以至于泣下。司马谈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余所欲论著矣。”并再三叮咛此乃孝之大者，不可或忘。司马迁俯首流涕，发誓不违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搜集的资料与宫庭收藏的秘册，立即投入到修史这一父子相传的天职中，但就任后他首先被委派了修订历法的重任。埋头这项工作整整四年。太初元年，历法终于完成，他立刻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司马迁时年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有了。腹稿中构思的史书和以往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在展示道义批评的准则方面，他首推《春秋》，但在传达事实方面，每本史书都令他觉得不尽如意。需要更多的事实。比起教义来，更需要事实。不错，《左传》和《国语》中的确有事实，尤其是《左传》巧妙的叙事令人叹服。但是，在那里看不到对创造事实的个人的探究。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这一点最令司马迁感到不满。此外，过去的史书似乎全都过于注重向当代人告知从前，以致忽略了让将来的人了解当代。一言以蔽之，司马迁所想要的，在既往的史书中未能找到。
究竟是在哪一点对以前的史书不满，连他自己也只有到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在他胸中，郁积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要求获得表现。这是在批判过去的史书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批判只有通过主动创造新的东西才能表达。长期以来在自己脑海中描画的构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史”，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但不管能不能称为“史”，总之这样的东西最应该被写出来（对世人，对后代，尤其对自己），这一点他是有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他的述而不作在内容上与孔子大相径庭。对司马迁来说，用编年体方式单纯地列举事件尚未进入“述”的领域，而作那些妨碍后人了解事实的过于道义性的断言，又毋宁属于“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已有五代百年，曾经在秦始皇的反文化政策下或湮灭或藏匿的书籍逐渐重行问世，一股文运将兴的气运郁勃可感。不仅汉朝的朝廷，时代也正是要求史书出现的时代。从司马迁个人来讲，父亲遗嘱留下的感动，以及日益充实的学养、眼光和笔力相辅相成，酝酿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浑然之物。他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顺利而使他感到困惑。这么说是因为，从最初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的部分为止，他不过是一位精心安排材料、叙述务期准确严密的技师；而当经过《始皇帝本纪》，进入《项羽本纪》后，那份技术家的冷静逐渐动摇起来。稍不留神，项羽就会附向他，或者他自己会附向项羽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写也可以吗？司马迁暗自疑惑。如此热切的写法是否没有问题？他一直高度警惕着“作”的侵入。自己的工作应该止于“述”之一事。事实上，他的确只是在“述”。但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他会因过于担心“作”而重读写好的部分，将那些使历史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的字句删掉。这样一来，人物的确停住了热辣辣的呼吸，应该没有沦为“作”的担心了。但是，——司马迁自问：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也好，秦始皇或楚庄王也好，全成了同样的人。把不同的人叙述成同一个样子就是“述”吗？所谓“述”，难道不是把原本不同的人按照原本不同的样子来叙述吗？想到这里，他只得让删掉的词句重新复活。恢复原来的样子，重读一遍，他这才放下心来。不光是他，写在纸上的那些历史人物，项羽啦，樊哙啦，范增啦，也这才各得其所，全都放下心来了。
武帝在心情好的时候诚然是英迈阔达、富于理解的文教的保护者。同时太史令这一职务因为需要朴素的特殊技能，也得以免去官场中各种朋党比周、排挤诬陷所引起的地位（乃至生命）的不稳定。
几年里，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时光。（当时的人所考虑的幸福和现代人在内容上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追求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