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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无月日）《宋××给周××的信》中说：
依东敌情仍像先，仅学兵百余名时常出扰，无大批日寇，因我队各自为战，不取联系，特叫他巧得胜利，真恨真恼！
而关文吉等人，是不是正乐得瞅着你吃败仗呢？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如果中间的“傻老赵”不动，那么把两头的“老奤”和“谢文东”调换一下，似乎更合适。
比之李华堂，对于共产党的疑心和芥蒂，谢文东显然要更大些。他那么积极要求入党，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
童长荣曾经说过：“幻想把救国军官长介绍入党就能把救国军变为红军。”
除了研究抗联的学者专家，今人不知道、也从未把谢文东当成一个党员，笔者也未见到当年曾有拿党员标准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当年完成这一切的，除了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外，还有心照不宣的两个字：利用。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级人物。土龙山暴动，景振卿非请谢文东出山不可，因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谢文东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恨有钱人的，像他这种人早晚是个事，打完日本子就该收拾他了，当然现在就要有所应对。难说这种思想何时产生的，有了“共产派”、“民族派”就没疑问了。他知道这是个用实力讲话的世界，那就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的名字与土龙山暴动是连在一起的，论影响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共产党由于“北方会议”路线的后遗症，有钱大户和地主反日武装大都拥护他，哗变伪军几乎都选择投奔8军。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谁也没什么可说的。
被3军缴械的8军4团，被8军收编的3军12团的几支队伍，都是收编的山林队。各军都有不少这样的队伍。这种队伍积习难改，不时捅出点什么娄子，原本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便关文吉要报复，那不就是谢文东几句话的事吗？师长儿子能不听军长老子的吗？
许多老人说谢文东“护犊子”。原指过分溺爱子女、袒护子女缺点、错误的“护犊子”，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旧时一种笼络人心的带兵方法：你就是有天大的罪过，老子都不在乎，甚至揽过来，好使你感恩戴德，为我两肋插刀。
同年6月6日，《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一师二团那团长派工作三名，在道台桥东没收走狗队保护货车三辆，得军衣布及其他的布一百余板，被八军伦团将人捕去，枪缴了，布匹也完全抢去。我军之执照他声言无效。这样行动与革命原则未免大有相反，我想在联军会议时谢军长同志就报愤懑态度，我因整个着想及多年的故交，故再三的退让。现在他的部属，竟这样的横蛮于统一战线不会不受到影响，而李团在六区所收的款，已调查确实五千余元，骑去马匹很多，谢同志不加详查一味听信部属之谎言。
使李华堂火冒三丈的，当然不止这些。
须知，在李华堂去宾县找赵尚志前，曾将自己的7名部属送予谢文东，另有20支匣子枪、撸子和2000发子弹。那是谢文东，也是李华堂最困难的时期。在联军中，讲故交，论“民族派”，8军和9军都应该是最铁的。
6月20日，《张寿海Ц晃亩㈦砂氐热诵拧分兴担�
我不是替尚志说话，他对于任何别人，始终无有对你那样优厚！
谢文东明白，从大局着眼，“共产派”轻易不会跟他翻脸，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张寿海А拔也皇翘嫔兄舅祷啊蹦腔埃运膊荒苊挥写ザ＾研淖晕剩瘛吧道险浴蹦茄囊舱娌欢唷？銮抑谂逊福劝讶硕嫉米锕饬耍餐炅恕６艺馐彼强谷盏模Ω盟祷雇峋觯砸簿筒荒懿挥兴樟病�
可是，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右”的“路线”分歧，也在斗争着，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不久又拿掉“永远”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不同意见。
另一个危险信号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