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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ok？见我呆呆地看着他，他摇了我一下。
Yeah，Yeah，I’m fine……Oh，My name is Echo·Angelo，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他很绅士的跟我握手，继而皱眉道：Japanese？
哦，我最讨厌日本人了，我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立场，但是日本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还是让我从内心不喜欢这个国家和民族。
I’m Chinese！ My name is Guya，My English name is Echo·Angelo，Thank you！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我的中文名字，甚至很排斥，因为我的名字是我母亲取的。我曾经想过要改个名字，但是姑姑嫌麻烦一直不给我改，加上我后来好不容易转成北京户口，如果我非要死乞白赖的改名字，那么我还得回一趟老家，那个我发誓再也不回去的地方，那个让我一夜间一无所有的伤心之地。
后来，我开始接触文学，读了许多有关三毛的书籍，喜欢上那个在撒哈拉沙漠流浪的女人。于是我就无耻的用了她的英文名，Echo。
我的父亲曾经给自己取名Angelo，意为上帝的使者，因为我的母亲叫安琪，天使之意。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派给我母亲的使者，所以取了这样一个英文名字。在国外，许多人的姓氏都是用自己父母亲的名字，因此我便用父亲的英文名作为自己的姓氏。
我从高中就开始用这个名字，以至于除了安拉知道我的中文名之外，所有的人都不记得我的中文名是什么。不记得也好，那是个连我自己都想要遗忘的名字。
我们翻了舱内所有能找得到的包，找到一些通讯设备。可是这个鸟不拉屎，乌龟不上岸的鬼地方一点信号都没有，驾驶室内的无线电也收不到任何的信息。
在飞机失事的第13个小时，班尼先森找到了一些食物和药品，而我竟意外的找到了我的包，里面有我的相机，一些压缩饼干和一套冲锋衣。我们在溪流边将身上的血冲干净，简单的处理了下伤口。由于户外的气温极低，非常的寒冷，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飞机上。我们在驾驶室里简单的吃了些东西，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
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他演的英剧，尤其是那些舞台剧，非常的好看，很有个性。他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我还特地买票去听，结果那天人太多，我没有要到签名……他跟我说电视剧的一些拍摄，特效的制作。后来我们得知彼此都要去皇后镇旅游，聊到了一些私人感情。我说我刚刚被男朋友甩了，因为他嫌我的胸小，他咧着嘴笑了起来，说我的男朋友很庸俗，我看着自己的胸突然自信了起来。
那个夜晚，又绝望又温暖。绝望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此终结，温暖的是还有个人和你一起冒险，一起面对这些看起来非常糟糕的事。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们便决定出发去探险。在飞机失事二十多个小时后，我们等不到任何的救援，发不出任何的求救信息。这个地方就像个荒原一般，静得无声无息。绝望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希望。
我们尽可能的找到飞机上残留下来的水和食物，从死者身上拿走了一些干净的、可以御寒的衣物。班尼甚至给每具尸体都搜了身，取走了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坐在驾驶室里像强盗一样清点劫掠的数目：打火机，手机，烟，笔，记事本……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类装在背包里。班尼在一个商务男士身上找到一块非常昂贵的瑞士石英表，也许他是个登山爱好者，因为这块石英表具有罗盘的功能。
我们最后决定顺着指针的方向一路朝南走，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朝南走，我们只是告诉自己，只要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一定能找到生命的光亮。
疲倦和绝望时刻鞭打着我们脆弱的心灵，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彼此鼓励不要停下前进的脚步。那几天我们相互搀扶着前行，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山谷的夜晚经常下雨，班尼用几件防水衣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我们晚上烧着篝火轮流着守夜，等到天亮的时候把帐篷上的雨水装进瓶子里，简单地吃些东西然后继续前进。
那个被我们称之为死亡之谷的山谷我们用了整整六天才走出来。
我们走出了山谷，却没有走出死亡。
丛林大冒险之探索红树林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大片的树林，而此时我们身上已经没有食物了，贮备的雨水也剩的不多。
我们看不到人烟，看不到希望，我们的脾气都变的非常的暴躁，常常因为一点小摩擦就吵了起来。但是我们又是那么的被彼此需要着，即使前一秒吵得面红耳赤，后一秒我们依然能很快的和好。
后来我和班尼找到了避免吵架的方法，我们开始写日记，在那些小的可以装进口袋的商务小本上记录下自己每一刻绝望的心情。
我们一直在树林里流浪着，一路上安静得连小昆虫小动物都不愿意打扰。我们除了在沼泽地里见到变异的透明青蛙之外，再也没有见到任何的生命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红树林。
红树林是是陆地向海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生长在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因为具有自身特殊的呼吸根，加上它的种子可以在树上的果实中萌芽长成小苗，因此非常的好辨认。
我们不会在新喀里多尼亚上吧？我看着面前的红树林倒吸了一口凉气。
班尼看着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依然操着一口非常纯正的伦敦腔。
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红树林，我在海南拍摄的时候在那里的保护地带见过这样的红树林，那里的人们告诉我，红树林是海洋向陆地伸长的滩涂地带，它是陆地向海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因此，我们应该在新喀里多尼亚，这里距离澳大利亚的波特兰东海岸有1500公里……我的天，我们不会要像鲁滨逊一样在荒岛里求生吧？
也许，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红树林让你确定我们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也许我们现在在瓦努阿图，在塔斯马尼亚，或者是新西兰某个海岸，甚至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未知的岛屿……
他的一番话彻底将我的信心击碎，看到我一脸颓然的样子他一把拉起我的手说道，来吧，我们的大冒险才刚刚开始，不管怎么样，既然红树林是海洋和陆地的交界处，也许我们可以寻找海洋的位置，然后在那里求助。
他说的对，我们要寻找海洋在哪里，有海洋的地方便有希望。
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不幸，至少飞机失事的时候我们都平安地活了下来；至少我在救他的时候飞机没有漏油大爆炸；至少我们还度过了几个平安的夜晚；至少我们在流浪的时候没有碰到狮子老虎野狼等猛兽的攻击，我们甚至连个鸟的影子都看不见；至少即使缺少食物我们依然啃着树根坚强地活了下来。其实认真想想，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绝望。
《勇敢的心》里有这样一句名言：Every man dies，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每个人都会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活过。我想即使我们死了，但我们轰轰烈烈大大方方的活过。
如果不是因为身处绝境，我想我们都会爱上这里。茂密的树林里，像水管一样粗的根茎盘踞在淤泥中，远远的看就像一个又一个的蘑菇头，班尼将这片树林亲切的称之为蘑菇头先生的森林。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觉得这片树林变得亲切了起来。
我们一边继续南行，一边欣赏大自然妙笔生花的伟大作品。
我觉得自己就是爱丽丝，只是她是在做梦，我却是真实的在冒险。
因为我对红树林有过一定的了解，我和班尼都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海洋和陆地的过度地带，然而我们谁也不知道哪个方向是朝着海洋，哪个方向是朝着陆地。我们再一次迷失在自己为自己制造的麻烦中并起了争执，直到最后我们才统一意见，依然朝南一直走。
班尼通常是走在前面，用一根木棍牵引着我。有一天早上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前行时，我看到树上有东西在蠕动，一把拉住了他。
怎么了？他回过头来好奇地问道，我看着他的眼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怕蛇吗？
不怕，他回答得很干脆，然而我还是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见我丝毫没有任何反应，他直接拉起我的手向前走去，我阻止他，用手指着不远处。
什么？
变色眼镜蛇，我在海南见过，非常厉害，我说。
我相信我的身体已经处在高度虚弱之中，班尼的额头也冒出细密的汗，问道，我们怎么办？
站着不动，和它比耐心。因为高度的紧张，我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你怕蛇？班尼一边观察树上那条悠然自得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