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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部队的开支就会达到四百万贯，这可就未免有些吓人了。而司马光当得知真正实情的时候，也恨不得将说出口的话再吞回来。
王静辉也没有想到王字石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心中暗叹道：“王安石不愧为一个激进分子，真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啊！”就算他的军事常识再差劲，也知道按照王安石的计划，特种部队将会占到大宋禁军数量的百分之五以上，而后世的特种部队已经很难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了，除非像朝鲜那第个摘法，像王安石这么搞法，再过上几年那特种部队岂不是满大街都是！？
王静辉所不知道的是，王安石自己只是在书房中和他的变法派们开会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根本就没有向最有发言权的枢密院来咨询过，就连王韶因为往返路程太远而房弃询问及此事他和变法派中的中坚骨干们甚至连简单的宫费计算都没有，这么一个方案拿出来岂不是太过骇人听闻了，这不能不说王安石真是一个“雷厉风行”地人。王静辉此时都有些后悔和王安石全作了。这么一个急性子恐怕除了捣乱和破坏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了。
突如其来的反对声给王安石浇了一盆水，不过好在老爷子火气已经比原来小了许多，而众位大臣和皇帝赵顼也表示过对这份“大跃进”计划非常怀疑，赵顼虽然存下了不少私房钱，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打仗用的，不过一年四百万贯的花销在他眼中并不算大，大也是让他有些犹疑万分。由此并没有支持王安石的计划。
王静辉在得知福宁殿会议之后，便写了一封信件建功立业议王安石要“缓行”，以大宋目前的状况而言，只需在一万特种兵就足够了，其中四千在西夏，四千在南方，而汴都附近由于交通比较发达，本揣就驻有重兵防卫，像征性地放上一千足矣，而剩下的一千放在韩琦那里用来当“路霸”——专门深入辽国四处抢劫就足够了。
当然在信中王静辉也对王安石原本计划非常赞赏。到少王安石提出的二十二支特种部队建军计划，在地图上分布的十分合理的，可惜大宋没有这么多闲钱去养活，只有等到大宋真的有实力去建立如此庞大的军事系统之后再去实现了。
至少王静辉是不会相信王安石还有机会去实现如此庞大的特种部队计划，每年四百万贯军费来养活五万人，而且还是分散在各地。这实在是有些太过奢侈了，要是按照后世特种部队在军队中的比例，那大宋可能会建立一个超过三百万人地常规部队才可以达到拥有五万特种兵的比例。
王X尽管很讨厌王静辉在一旁对变法派进行“遥控指挥”，但他也知道要轮到算计的话，在这汴都城中还真挑不出几个人是驸马的对手。尤其是在金钱上面的算计，恐怕就更不是对手了。
对于变法派而言不过是改改奏章上的数字，但在保守派眼中却是一个绝大的胜利——至少他们第一次在正面迫使王安石改变了初衷，例其改革计划更加合理。
从五万到一万，这个数字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而文彦博所统领的枢密院也对此非常满意。原本他们心中虽然有计划的扩张特种部队，但却非常困难，有王安石的这份奏章就容不得易地多了。
在局势看来，今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新占领地区无疑是叛乱频繁爆发的地区。将特种部队长其驻扎在那里就近平乱的话，以后枢密院的工作就省事多了。
负责大宋军器监的改革，王静辉是非常慎重的——大宋军工部门基本上都是由宦官所把持，他们虽然不是主官，但却分布在军工部门的各个角落，平常采办等事务都是由他们所负责。宋朝虽然没有宦官、外戚之乱，但王静辉对此还是非常注意的，以往他和宦官与外戚相处极佳，甚至如果是皇帝传旨到驸马府，宦官们都争着想要去，因为王静辉从不吝啬对他们的赏赐，就算是传个话少则也是几十贯钱。
至于外戚就更不用说了，在王静辉地商业合作伙伴中，外戚可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便宜，这也是他通过这些外戚来扫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并且也是计好曹老太太和向太后的手段。
大宋借送往迎来鉴了汉唐的教训，对宦官和外戚的势力控制的极为严格，但王静辉却不这么看，至少那个祸国殃民的童贯执掌兵权，而李宪虽是个类似郑和那样的正面人物，但却频繁执掌兵权，灭夏战争中李宪就是总监军——大宋参谋部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建设，在皇帝身边的参议军事人员算是不缺了，但还缺乏中监军，归根结底还是皇室的疑心太重，他们不愿意失去监军的人选，更不愿意看到主将和监军同是武将出身，太祖皇帝可就是武将和平演变成为皇帝的最好例证，人家防备的可严着呢！
收拾军器监在王静辉的军制改革中可是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么一来可就要断了不少从中牟利的宦官的钱路，这件事还是交给王安石去办最好——王安石不怕得罪人，连两宫太后都不放在眼中，真接到皇帝面前揭发那些阻挠新法实行的外戚大员贪污的真相，这种气魄可是谁都比不了的。王静辉是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毫无顾忌但他不会平白树立起一个敌人，除非能够彻底抹除对手，没有这个把握他是不会出手的。
第一第三百七十二章 新书
“政治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从事，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政治的品性和品质决定了政治家的心灵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纯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须有纵横捭阖、处乱不惊、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能力……”
“小王驸马又出新书了！”这个消息如同长着翅膀的鸟儿一样传遍了整个汴都开封，长期和商务印书馆有着良好合作的大书商毫不犹豫的下了数量巨大的订单，不过此时那些订单还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厂房中加班赶印，现在放在少数人手中的不过是新书的“试行本”罢了。
王静辉出书到现在数量虽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颇有口碑，不过长期居于斗室陪老婆和孩子，人们很少见到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神秘色彩的驸马，但昔日头名状元的名头和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他，在民间的声望绝对不会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严》？”王安石对王静辉是非常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年轻人给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对手的感觉，他曾经将王静辉出道以来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细阅读过，可以说对王静辉的政治意图了解最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下，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地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糟。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在王静辉看来在这个时代前有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后有苏轼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们可以成为经学大师、大文豪、大词人，但他们本身的缺陷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地多，欧阳修的《朋党论》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写不出来的，因为统治者非常忌讳“朋党”一词，而在宋朝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便是司马光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了。
王静辉所知道的后世党派和现在他所看见的“新旧党”对峙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即便是现代化的正常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才成熟起来的，在他看来想要把后世的正常概念移植到宋朝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可以对政治家进行“改造”，不断的用新的观点结合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来冲击当今政治家和以后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人的思想。至于能够有多少人接受，这可就不是王静辉所能够把握的了。他一贯的作风便是抛出观点让别人去争，只要有人肯去争论，那就说明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
这本《政治的尊严》主要是以《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