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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泄了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无法自抑的倾诉欲，我不久就在同事间得了个爱唠叨的雅号。
年轻人爱唠叨最不受欢迎，常常与空虚、无聊、靠不住相联系，只有“勤快、少言语、凡事默记于心”才是年轻人最该具有的品质。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同事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绝不能象在学生宿舍里那样漫无目的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尤其象我这种在别人看来具有较高学历也算作是一种优势的人更容易惹人注目，稍有不慎，便会有人给你捏造一些不可理喻的故事，冠以一些不怎么雅观的雅号，让你心里痒痒的总觉与自己所要竭力塑造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却又动不得怒发不得火而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实是心有不甘。
我决定改变自己，可改也难，只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就耐不住这种与学生时代那种有目标的且可以无限发泄的寂寞截然不同的寂寞。似乎遥遥无期的无聊，让我不得不重与因自卑而久已断了联系的同学联系，但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信才总算联系上了一二位，他们也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慷慨，一言一行都透着虚伪和傲气。
不过，与他们相处我倒有一招：悄悄地把自己密封起来，不去做无所谓的对比，耐心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并用来抵消自己的劣势，从而压制时常自心底浮起的自卑，屡试凑效。
难道我就不能推而广之吗？我跟人治气似地想着，回头再看自己：这个二十三级的小官虽在机关里不被人重视，却足以让那些平头老百姓不敢斜视。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我丧失已久的脸面，我便乐得与他们交往。
他们经常能说出镇里一些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但绝对能够管得着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人物的名字，并以曾经与之有过或许只有一面之交而沾沾自喜，只要他们提及，即使并没有深交，我也会竭力地吹嘘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向我流露出庄重的既羡且妒的神色，嘴里则常常感慨万千地说着，了不起，不愧是镇干部。每当此时，我心里就会象抹了蜜一样甜。
渐渐地，我惊奇地发现，或许由于写那些东西的缘故，自己竟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子最多的时期，身份证、结婚证、粮食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色色不下十几种，连自行车也要花五元钱到公安派出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强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花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管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管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点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第一次，车管员倒很给面子，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色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子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子，但再而三之后，车管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流行的“双马”烟送给他极力地巴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眼非要翻本被派出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交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头苦苦地哀求，心一软，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物，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出，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出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
显然是接连的碰壁激发了我的犟劲，我不能就此损了自己的脸面，倒不如说我实在受不了遭人俯视的那种感觉，我毫不迟疑地从银行提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又向同事借了四千元，代表弟交了罚款，却莫名其妙地说所长同意免交了。
表姨自是喜出望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逢人就夸我的本事大，肯定是大官。岂不知，表弟放出来的那天我躲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