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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管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管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做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做了，重又做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出于慎重的考虑，我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出问题的户都逐一进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我的恩惠，自是满口应承。
临近调整时，却仍有一青年人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扬言谁要敢动他的地他就要谁的命。青年人叫刘阿虎，论究起来还算是我的本家，他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是村里有名的种田大户。受他的影响，不少人也因为村会计的计算失误趁机闹了起来。
既然已决定了的事，我不会就此放弃。我耐心地观察了他，除了喜欢玩几把麻将外，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爱好。所以，我一边责成村会计清理账目，一边暗暗地约见了公安派出所的崔所长。
我原本并不主张司法人员介入村内事务，认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易于激化矛盾，但实在没有办法。
崔所长不愧是个老公安，时机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当刘阿虎麻将玩到兴致时，乘机出手抓了他。刘阿虎原以为不过罚俩钱儿算完的事儿，可崔所长把其他人都放了唯独不收他的钱非要刑事拘留不可。刘阿虎熊了，百般哀求，崔所长就是不松口：要想出去，除非你们村支书来保你。他便托人捎信儿让家里人求我前去保他，并且再三叮嘱“切切抓紧”。
直到土地调整圆满结束，我才磨磨蹭蹭地到了派出所，故作恳切地求所长，所长也故作百般刁难后才放了他，他自是对我千恩万谢。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发现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不仅帮他转包了部分土地，而且把他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培养了一段时间后又推荐他做了村里的团委书记。他工作上始终勤勤恳恳，为村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村里的事便顺了，我个人的事在阿惠的打理下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荣誉更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其中自不乏县委副书记的善意运作，算是他对我已故岳父的报答。
当然，我在他母亲病重时也送去过五万现金，主要是为了在心灵上求得不依赖岳父的片刻安慰，也算是对岳父的一种敬重吧。
我自不会去说这段经历，便有人费力地去猜测我和副书记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少臆造出来的故事让人听起来实觉不堪，但我懒得去辩驳，便有人信以为真，连镇委书记也对我放下了居高临下的常态而以兄弟相称。
对于荣誉，我却并不象副书记那么热衷，常借故推脱而又委实推脱不掉。逢有这样的情况，副书记便问我，你学过政治经济学吗？不仅在中国，脱离政治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
我辩驳道，物极必反，盈极必亏。
他笑着道，你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地道的混蛋。
这世上原是古来事难全，正志得意满时，便出了《天下财富》中所提及的阿惠的事，悲伤之余，请命运等式的提出者代为算了算，说我的命运值正急速下滑，世所罕见。大师的话令我颇费猜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客户给我讲的那个关于他们村支书的故事，又莫名其妙地出了一身冷汗，由此渐生退意。
适逢我们村突然间又冒出一伙人，带头的竟是和我打小光着屁股玩到大的刘阿龙，他们以村里财务长期不公开为借口提出了质疑，其实是因为我公司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对我职务廉洁性的怀疑。我知道，但既以财务为借口便说财务吧。
至于财务问题，我敢说自己问心无愧，但或许我所坚持的“不少东西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自己的村民有什么值得保密呢？
已经有人提出了，我就敦促会计尽快理清公开，可他总以各种理由搪塞，起初我认为他必是受了我的影响，便没有深究。
久拖未果，刘阿龙他们便整成材料到处散发。必是已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重视，因为镇委书记找我谈话了，看来，他对材料上的东西已是半信半疑，因为他甚是关切，但他还是安慰我说，不要怕，有问题只要说清了就是。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要给自己留一个清白！便暂时打消了引退的念头，坚决要求一查到底。
书记虽感诧异，但由于我的坚持，还是同意了。
由于镇里的审计站对我们村财务的审计总是不了了之，我便建议请了县里的专业审计师。经过近一个月马不停蹄地工作，问题总算查清了，报告如是说，经查实：
刘惠民同志任职期间年均应酬接待费十一点八万元，超出镇里规定的三倍；村会计在收取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房屋租赁费过程中，通过收不入账的办法多次截留挪用集体资金；应当予以肯定的是，村集体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近些年不仅还清了村里的高额债务，村集体还积累了一千六百八十二万净资产；刘惠民同志任职初期，为了扶持集体经济，多次向村里提供无息借款三百零二万元，多年来从未向村里支取过任何报酬。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让我第一次有如此清醒认识的报告，但报告中提及的应酬接待费数额着实令我震惊，我曾暗中算过，原想也不会太少，却不曾料到会有这么多，这还不包括我自以为无法由村里入账而由我公司列支的二十万元。
对于这个报告，镇委书记决定不予全部公开，但我还是坚持全部公开了。一经公开，村内舆论哗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毛主席他老人家还三七开呢；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功过要分开，如果雷锋杀了人，难道他就不能成为罪犯？后来，还是前一种观点占了主流。
——人们最看重的往往是最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我这些年由此而获得的机遇和人脉资源又何尝能用价值去衡量？虑及此，我当即决定用村里向我的借款把村里的应酬接待费抵顶到镇里规定的标准，并向镇委书记正式提交了辞职书。
镇委书记恼了，撕毁了我的辞职书，问，你有问题吗？没有，叫人怎么看，想过吗？
我说，我只求问心无愧，不管别人如何看。
又问，我待你不好吗？
我摇了摇头，他又说，你让我如何向副书记交待呢？
我说，我自会交待。之后，便一心扑到了山区工厂的建设上。
书记无法，只好按我的建议任命刘阿虎做了村支书。刘阿虎上任后，免去了村会计的职务，让刘阿龙做了会计。但刘阿虎毕竟是将才而非帅才，支部换届时，刘阿龙当选为村支书，安排刘阿虎分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