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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这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人至少要有一个朋友”这句话的贴切含义。但狂妄又在让我不停地否定着这句话，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枯燥的工作，只要换上有能力的人去干，照样可以干得有声有色。
这样想的时候显然已经加了情绪，为了排解这寂寞，我恶作剧地给这些畜生按公母起了一些诸如“二大爷”“三大娘”“四婶子”之类的名字并加以推广。
憨厚的队里人不明就里也跟着叫，叫着叫着便发觉不对，于是就群起而攻我。
我便强辩道，这是我给它们的编号，谁叫你们跟着叫哩？
队里人便赶着追我，非要给我扒光了裤子。队里人说到做到，我当真害怕了，他们就让我求饶，我便故作求饶。
如此琐屑小事儿，队里人自不会往心里去，见我求饶，常常会一笑了之。
这便是我难得一见的快乐。快乐是能够蔓延的，直到他们牵着牲口离去了好久，想起他们跟着叫“二大爷”“三大娘”的那副认真的模样，我仍禁不住要笑，这笑居然能够持续整整一个上午。
人的出轨，常常因为古怪的心理儿。我的这种自寻其乐的快乐靠的是人的想象，如此单调的生活，想象总有枯竭的时候，而想象一旦枯竭，如此地快乐就会变得象线一样单调，单调必乏味，不自觉就会重又坠入寂寞的深渊。
生活可能总在有规律地反复，独这寂寞反复不得，因为反复会让之层层加码。
且不多絮叨我这种无疑多变的心理儿，单说忽有一日，我突觉委屈，象我这种文人居然在与一群畜生为伍岂不可惜？想着，差点儿掉下泪来。
委屈之中却又意识到，我所干的确系肥差，因为那个时候尚缺少机械，不少重力活都是靠畜生来完成的，畜生的力有大小，单是派畜生便可以讨一份儿人情，更重要的是，正是活儿重的原因，这些畜生的待遇与人比起来似乎并不低，除了草料之外，还有堆积如山的细料，这些细料足可以填充人胃，而且队里的管理是相当松懈的，几乎完全在靠我的自觉。
畜生不同于人，吃多吃少是无法考究的，从队长训斥我给畜生喂少了细料的情形看……意识到了这一点儿，贪欲便夸张起来，有了贪欲就会觉得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而且绝不会有被发现的危险，更何况自己去找支书……自又想到了那两瓶酒给我带来的“大礼包”的绰号。
不要小瞧了它，那可是我家大半年的油盐酱醋钱，难道我就不应该赚回一点儿吗？越想就越觉得亏，越觉得亏就越觉得赚一点儿是正当的应该的，或许支书也是这个意思。
思想不停地斗争的结果，让我终于做出了决定，之后便是时机和方法的问题。——夜间反不如白天大伙儿出工的空当儿，那个时候不同于现在，吃了晚饭无事可干就会串门，被发现的机会就大。
总算打定了主意，临到动手时却又突然反悔了，“这完全不应该”象响雷似地不停地在我耳边盘旋着，那一刻，我的思想转得飞快。
这时候，队长再次来借细料，他嬉笑着说自己娃多，个个象小猪崽一样能吃。队长经常来借，却从不见他还。对了，我何不借呢？借是无可争辩的一个理由。
队长离去后，我便借了队长两倍的细料。虽然我坚信绝不会有人发现，但那份儿不可言喻的慌乱却始终象蛇一样在噬咬着我，我破例没有回家吃午饭，直至夜深了，我娘赶了过来。
她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却怕人听去似地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烫似的我“借”回家的细料重又倒入了队里的大堆，而后又仔细地端量着，唯恐被人看出什么似地又整了整。之后，她给我留下了饭，叹了口气，贼一样地离去了。
我仿佛受了雷击，呆呆地木木地象是失了思想的木头人。许久，缓过神来，才发现我娘可能因为慌乱把我家仅剩的一包粮食竟也带来了分明遗失在细料堆旁。我瞄了一眼，怕咬似地动也不敢去动。
这时候，我娘又回来了，她安详地拾起我家的那包粮食，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怕是沾了集体便宜似地，说了句“吃饭睡觉吧”，临走却又回过头叮嘱道，记住，不要愧对良心。
我应着，不知所措，被我戏称为“三大娘”的那头畜生居然不偏不倚地给了我腰部一蹄子，虽不重，我还是哎吆了一声差点要晕过去，也算是对我的惩戒吧。
这也是我后来腰部总不知吃力的原因，但我从来都羞于提起，当时我甚至没有去看病，即使后来不得不去诊治也只是说偶尔受了撞击，医生便疑惑地看着我，而我便做贼似地低着头涨红着脸。
与大家相比，我的行为或许有些琐碎，但我敢断言，由此而引起的心灵震颤丝毫不会亚于大家。
这是我的一个因为压力而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压力是无形的，常常由于长期的能量积累而形成，而非因为某一个单独的事件或某一个互不干联的人物。
压力的大小取决于取决于能量的积累，不能片面地去看表面的现象，有时候表面上最放松的时候却恰恰是压力最大的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能准确地因势利导，往往会以某一个偶然的事件为诱因而把自己导入迷茫。
我便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干着队里人人都羡慕的肥差，我无疑是幸福的，但我的思想实已混乱到了极致，尤其是次日早晨，我分明看到了队长冲我诡秘地一笑。
事后想起来，他的这一笑必是因为他借细料的事儿，而我当时显然把其错认成了因为我的行为，心里难免要惴惴不安，一直持续至夜间，竟犯起糊涂来。
夜，常常有夸大的功能，由于夜的作用，我整个人都扭曲得变了形。——难道这世上当真有另一个世间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吗？我不停地问着自己，祸事便来了。
迷迷糊糊中，踢了我一蹄的那头被我叫做“三大娘”的母牛死了，我虽甚觉痛惜，但拗不过大家吃牛肉的热情，也分得了一碗，却实无法下咽，便悄悄地倒了，而后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坟，并树了一块写着“三大娘之墓”的墓碑，徒招致大家一场哄堂大笑，而且我的那位三大娘竟然哭嚎着闹到了家里，任我怎么解释，非要说我咒她早死不可，直到我答应给她搞二斤麦麸才肯罢休。
暂且放下这些细枝末节，且说那个时候，队里人难得吃一次肉，如果说“三大娘”的死，队里人还醉心于鲜美的牛肉，待“二大爷”“四婶子”相继莫名其妙地死去，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肉的分配问题，由于队里几位爱惜牲口的老者的挑拨，已是群情汹汹，叫嚷着非要查清死因——毕竟重力活还要靠他们。
其实，用不着他们叫嚷，我也必要查清，好好的就这样死了，我难辞其咎，而且最难过的当然要数我，可“二大爷”“四婶子”的死因实在太过蹊跷，竟连公社的兽医也无法说清，他们当然也得了支书送给他们的一大块肉。
这事虽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却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原来，支书的老娘临终前唯一想的便是象年轻时一样美美地喝一顿香菜渣加牛肉汤。
支书是孝子，不肯忤逆了老娘的心愿，便让总向自己表忠心的队长去想办法。
队长虽有些犯难，但支书交待的事儿必是要办的。可牲口终究是用来代替人力的，他不忍心又实在没有办法，便选择了已进入老龄期的三头，在它们的食物中做了手脚。
村里有不咎既往的传统，真相大白时，不仅没人再去追究责任，反成就了支书的孝名。
但在当时，我却无法过关：队里接连办了我五天的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禁闭，因为根本无人给我讲课，只有队长隔天就有气无力地让我说明原因。
连兽医都无法说清，我又如何知道呢？我再三分辩，便被认为态度不老实。
队长便代表队里实际上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免去我饲养员的职务；二是扣发三个月口粮；三是停工一个月。
三个决定中的前两个倒不重，既出了如此大的事故，接受处罚自是应该，我也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更何况到年底队长或许因为我掌握了他“借”细料的事实或许出于良心发现但当时我是必须感恩戴德地他以忘记了为由没有扣发我的口粮。
最重的却是这第三个，大家知道，当时分钱分粮靠的是工分，倘若不出工了，就没了工分，没了工分就等于断了生路，任谁都知道当时正是挣工分最多的忙季，尽管到年底队长同样没有扣我的工分。
但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连饲养员也没得做了，只要人家一提及这事儿，就知道我在受处罚。
那年月，面子极其重要，倘若没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