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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是单恋？不对，单恋是一个人的，对方不会有任何的意思表示。而她，至少是在乎我的：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有陌生电话问我“成家了没有”，说是她让问的，这说明她仍记得我那句“不过三十不结婚”的誓言。或许当初是我错了，若是我能够再大胆一些再坚持一点儿，指不定是个什么结局呢。
当然，我也没能践行自己的誓言。不过，这怪不得我，因为我遇上了一个和她极为相像的女孩——除了气质之外，她就是她的影儿。我是生活上的弱智，她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初识时，她还是我们乡机关的一个临时工，而且机关里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谣言，我父母也曾因为这些谣言和她的身份而坚决地反对过，独我偏不信邪，或许还正因为这些“邪”，我们居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当然，我也从不否认“得不到最好的就找最差的”这种极端思想的曾经存在，和由于刚步入社会时的寂寞和无聊激活了沉睡二十几年的性欲所起的作用。
凡是人，都该有良心的，所以，每次爱过之后，都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在压迫着我，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都绝不会允许丈夫在跟自己做爱时脑袋里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对爱的亵渎。
应该说，是我勾引了妻子，她满足了我的欲望，而我……儿子出生后，儿子和家庭几乎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儿子渐大了，嚼着妻子强迫儿子最不情愿地给我留下的其实我并不需要的所谓美食总觉得没法下咽。妻子见老了，鱼尾纹悄然爬上了她的眼角，我决定必须要关爱妻子。
在外界看来，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有一个幸福和美的家。但这并不影响那股日显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甜丝丝的感觉，因为它实在太刻骨铭心了，突然地就会冒上来，任你细细地品，越品越有滋味。
故事？我和初恋的那个她之间？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我没有接触过她身体的任何部位，包括拉手。这也是它之所以刻骨铭心的根本原因，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比轻易到手的珍贵，别不信，这是真理。不信？拉倒。
（五）
更新时间2009829 22：08：33 字数：6640
政治家说，跟我所有的行为一样，我的婚姻也是为那个计划而进行的，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成利欲熏心的，无所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问题是，除了自己，人看到的往往都是你的得。所以，失也常常被人当作得来看待。没办法，谁要你总是装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没人逼你，只是你唯恐偏离了目标，在你看来，目标才是你的大计。这便是我的婚姻。——虽不能象大家那样初恋与家庭细致地区分，却也有自己的特色。
我老婆叫阿凤，是D乡税务所的一名临时工，而且皮肤黝黑，仿佛只有嘴角自然蕴含的那一丝羞怯的笑意才能真正显示出女孩的本色。
她父亲是一位村支书，自他当上支书，村集体经济就象肥皂泡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又因他在全县第一个取消了农民的“三提五统”而成为颇具英雄色彩的人物。
那一年，我随县委农村工作队被派到了D乡。那时县委派驻农村工作队不象现在直接安排到村里，而是先安排到乡镇，由乡镇党委安排驻村。基于脸面的考虑，乡镇党委总是想方设法把工作组安排到较富裕的村庄，我便随工作组被安排到了他们村。
她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除了在接风见面会上露过一面外，再绝少能见得到。据说，他因吃尽了特殊时期工作组的苦头对乡党委向他们村派驻县委工作队有意见——扶贫工作队？听名就不是好事嘛，岂不是对我们工作的否认吗？——所以，只安排了一名村会计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倒是阿凤与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她跟其他村民一样，对工作队充满了好奇。她问，你们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组长答，扶贫的。她笑了起来，笑毕，才又不解地问，我们村需要扶贫？扶贫为什么不到最穷的村？她的穷追不舍显然已让组长不知如何作答。
这是组织安排，我们只有服从，别无选择。再说了，富村也有需要帮助的穷人。我适时地插了一句，虽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宗旨有所偏离，却语气犀利，且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这事关工作组的脸面，组长要考虑到责任问题，而我只是一个兵，管他呢，再说了，即使说错了还有队长兜底。所以，那时是我最敢于说话的一段，我猜测，三任队长对我的好感多来自于此。当然了，话也不能乱说，譬如有损工作队威信的就坚决不说，若她不是女同志，我或许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女同志，总比男同志要好说话一些。
果然，她只瞟了我一眼，虽仍不服，却再没说话。有的人偏好这一口，我的话虽难免让人尴尬，却不仅没有惹来恶意，反而让她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开始交往。
人或许就这样，毫无关联的时候说话还能少些顾忌，只要有了关联，难免要投鼠忌器。我又小心谨慎起来，尽力照顾着她情绪，或许我的不幸便由此而来。我常想，这是该引以为戒的，若不想做中山狼，就必须在恋爱时不丧失了自尊，至少要保持着必要的平等。
当然，阿凤是勿需照顾的。这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女孩，刚交往不久，我们便尝试着做了只有夫妻才该做的事：那是春末的一个午后，空气已有些浮躁，正是人易出轨的时候，她牵引着我进入了她的身体，只见她突然皱了皱眉，便大声呻吟起来。由于见到了血，我关切地问，疼吗？她狠狠地掐着我的屁股，呓语着，傻瓜！
有了那事儿后，她说话变得毫无顾忌起来，而且无所不谈，正满足了我的探究欲。她说她娘死得早，她父亲是个古怪的小老头，自记事起她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证明她父亲的古怪，她便举例说，其他村干部都陆续搬到了村委新办公楼，独他仍蜗居在生产队时期留下的土屋里，而且除了几个他最亲近的村干部外，他绝少让人去。何苦要如此故作神秘呢，难道这是名人独有的特色？我不解地想着。
该到拜见岳父大人的时候，我有幸见识了：比村里最普通的民房还要低矮许多的土屋，龟缩于果园的深处，门前锁着两条硕大的竖着耳朵似乎随时都准备发起攻击的恶犬。土屋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已多年不见的毛主席老人家指点江山的油画，稍偏右的地上是一张已无法辨清年代的旧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后面是一张木床，床上整齐地叠放着略显陈旧的被褥；写字台的前面则并排放着两把旧式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黑色茶几，茶几上是一套印有毛主席语录的茶具。土屋矮小整洁，却散发着浓浓的艾蒿味。阿风说，她父亲最喜欢这种燃着夏天能熏死蚊子的野草味。
在按照她们家的规矩，向毛主席老人家三鞠躬后，他斜躺在屋角的躺椅上接见了我们，只见他随手把正在看的报纸放到自己的肚子上，透过老花镜框的上方盯了我好一会儿才问道，你们俩的证办了吗？空气奇静！连一向不肯安静的阿凤都在垂首立着，终于有了声音，虽低沉中略带沙哑，却总算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只觉背上已被汗水湿透凉凉的甚不自在。见他问，我忙答道，嗯。
随后，他居然接连着又问了我几个毫不相干的时事问题，我费力地思考了，然后一一作答。他问得很巧妙，每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我用了不少的“我认为”。我不知自己的回答到底怎样，他也未作评论，看来他还算满意。
后来经阿凤证实，他确还算满意，不过，仅停留在还算满意的程度上，他说，小伙子有主见，有主见是好事，但容易武断，还好，总比遇事六神无主的好，这类人须防着，因为他常常会为了自己不顾一切。
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是这样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说当时他仅沉吟了一会儿，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两沓钱，随意地扔到了桌上，说道，仪式从简吧。两万块！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实实在在的数字。正感叹着，阿凤已麻利地收了钱，拉着我，逃一样离开了。
他象是看透了我似地，对于他的意见，因为家里穷，无论他是何用意，我都不能象阿凤那样竭力地反对，而且隐隐生出了一股感激，虽然这股感激日后成了阿凤常常把我看扁了的有力证据。
人或许就这样：这里满意了，那里必有不如意，总是不如意者居多。仪式举行还不到一个月，不如意便来了：或许由于过早偷尝了禁果，不仅没了期望中的激情，反而经常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