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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原状，或许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被我那位在我调离之后接替我做代理镇长的副书记同学采纳并顺利地实现了，那些始终抗着不肯领工资的人们终于还是经不住紧缺的金钱的诱惑主动去领取了免掉了房租和水电费之后重新核算的工资，班车自然还得照发，只是少了领导和一般干部的限制，因为原先的那位副镇长因在我调离后普调一级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副书记职位而闹情绪，许久不上班后，找关系进了城。
闻听这些消息后，我颇感欣慰，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其实还一直在关注着思乡镇。唯一让我闹心的，便是我曾向老贺和小苏许下的“决不秋后算账”的诺言已是无法保障，尽管我再三向代理镇长交代过，但从他那尽是难色的脸上我能够看出，他也无法做得了书记的主——老贺和小苏同一天被调去了邻镇，邻镇虽比思乡镇强了许多，却必然要遭受我初到思乡镇时所享受的待遇。
后来，作为文化局的副局长，我多次去邻镇，其意便是看望两人。两人深受感动，从他们的脸色上不难看出，两个人确比我会处，过得居然有滋有味，其中小苏还结了婚，他说曾给我发过请柬，我说不可能，他便坚持说或许是你贵人多忘事吧，或许，或许吧。
这是后话，暂不多说，且说我刚到文化局上班，便又传来了思乡镇的消息，原因是山区综合开发的几位私企老板集体来拜访我，闹着要撤资，说是自打我开头向他们借了钱，书记他们便隔三岔五向他们借款，而且态度严厉。
都说私企有钱，是，他们是有一些钱，却都投向了企业，现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便不肯借，书记便命人查他们的土地手续。
他们的土地手续是我帮办的，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多是租赁手续。书记又命人查他们的租赁费交款情况，由于当时引资心切，经群众同意免除了他们三年的租赁费，于是书记便以征收租赁费的名义，命他们把钱交到镇财政。他们是跟村庄签订的租赁合同，钱是不能交到镇财政的。所以，他们便找到了我。
我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尽力地劝慰他们，缺少了权力支撑的劝慰无疑是最苍白无力的。
待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去后，我又想到了部长，便给部长打了电话，电话里部长甚是热情，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坚决帮他们。
后来，据说部长果然出了面，但已有两家企业撤资搬走了。
都是我惹得祸呀。乡丁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整个人却仍在被无奈紧紧地笼罩着，他感叹了一声，又说道，或许，我原就是个蹩脚的命。
（五）1、2、3
更新时间201031 6：14：27 字数：13235
1
政治家说，人是必须要明是非的，这是人与低级动物的最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不辨是非的人无异于猪。
现实也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有人挨了打还会直念人家的好，即使迫于压力，至少也会在心里骂“没办法，权作儿子打了老子”。至于奋起反击，更是司空见惯了。
如此说来，是非标准不仅体现于人志得意满时，或许走麦城时反映得更具体更生动，所以，我的讲述便从我那段走麦城的经历说起。
关于这段经历，前面的讲述中曾多次提及，说是由于对立面的竭力反对。在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那段经历，但为了叙事的系统性，还是得从我和乡长的矛盾说起。
或许我们之间根本算不上矛盾，至多也就是分歧，但分歧如果加上误解最容易演成矛盾，而且往往会非常激烈。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无论哪种结果，伤者都只能是弱者，我们也绝不可以否认没有弱者或没有强者的意外的出现。
或许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偏偏撞上了正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候，我刚从乍走向权力巅峰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中走出来，多少尚带有点儿余感。说来奇怪，这感觉居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感觉真好。我想，那些坚忍不拔的为官者之所以肯不惜代价，最大的原因便是追求这感觉吧。
感觉虽好，终究会过去，毕竟还要做事，我知道，这世上不做事的官必定长不了，但做事也要看你如何做。或许由于长期跟随领导的缘故，我那会儿感觉自己当真颇有些领袖气质，似乎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
但我当时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所以便竭力模仿，模仿那些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到自己面前的这领导或那领导平日里最值得自己肯定和学习的神态、动作、语气。模仿就会不自然，但我认为这是少了时间磨砺的缘故，只要假以时日，所有的这些将都是领袖者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曾经对自己的老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暗暗地揣摩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永远都在暗示着什么，最难弄可贵的却是总有人能够心领神会，适时地实现他们的意图。
乡镇便不同，常常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领导人的悲哀，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所以，我必须改造他们，第一便是观念。
观念落后是落后的第一原因，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凡是曾经错失过的机遇往往并不是自己当时缺少抓住机遇的勇气和能力，而都是因为观念，是观念让自己经常懊丧不已。
观念的转变必须靠见识，见识的增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提高他们的见识展开。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历来认为，见识中蕴含着大气，即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重用大手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下来，除了别出新裁地把各部门站所分别冠以“中国D乡某某单位，譬如土地所称为中国土地”字样反惹来同行的嘲笑之外，虽别无斩获，但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首先要传递的便是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气。
既做了领袖，信念便要坚定，宁肯招致非议，也绝不可以墙上草一样左右摇摆。这可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我认为，考察一个领导者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去看他具体做了哪几件事或者办了几家工厂，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塑造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自己的绝对权威能不能树起来，尤其是在最低一级政府的乡镇。
关于这一点儿，便少有人能理解，其中也包括乡长。要知道，在乡镇要干成一件事，乡镇长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党内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政府的一把手。
乡长是自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坐到乡长的位置，据说是沾了他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可惜他的这位远房亲戚只做了一年县委副书记便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酒桌上，落了个很不好的名声。
这次调整，他原想再前进一步，而且据说县委常委会也曾正式通过，但就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他任命那夜的第二天上午的谈话中，谈话对象却突然换成了我，正是由于这个任谁也难接受的事实的打击，他的情绪甚是低落。
居然把如此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搭班子，这实在是组织部门的一次重大失误。
我原以为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组织部门决不会发生如此低级的而且绝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实在是一次失误，抱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找到了组织部长。
部长只笑而不答，抵不过我的再三解释，部长才勉强说了句“既错了，便将错就错吧”。
部长虽只是常委，但在干部任用方面却是绝对的权威，既部长如是说，我虽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与之争执。
这绝对是一次失误，这样的事儿居然也会出失误。这样想着，渐而对部长流传的严谨作风产生了怀疑。
这毕竟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误的事儿，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密是无法保的，当事人终有一天便会了解到事情的内幕，有的甚至会把常委会上某某人是如何说的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事情既成定局，已于事无补，这也算是一种猎奇吧。
我常常想，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人事安排上的不公开才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直至我做到书记，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以中国这样的国情确有不少不便于公开的事情。譬如，有人送了礼，自己自不会去说，送礼的人得了好处更不会去说，更何况还有行贿罪，没人肯去招惹这样的麻烦而断送既定的利益，尤其在人事方面。
受贿的人是可恨，行贿的就不可恨吗？没有行贿的，哪来受贿的？而且这些人总要找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收他的礼便是不实在，非要做恶人似地。话又说回来了，如若不送，能称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