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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眼题目就一脸的不屑，但他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地位高贵，不经意却故作认真其实是胡乱地翻了翻便随手扔到了办公桌上。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他又不适时宜地加了一句“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本事”。我毕竟已不是过去的我，火腾空而起却最终没有发作。
还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以我父亲他们厂为导火索出事了。一个月后，乡里的领导班子重又配齐了，半年后，连书记也调换了。我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便把调研报告直接放到了书记的办公桌上，为此又招致了新任分管副乡长“不懂工作程序却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非议。
可惜的是，这位曾随县委领导坚决地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的书记认为，“大锅饭”是导致乡镇企业不景气的唯一原因，在乡镇办这么多的集体工业本身就是个失误。
反对者则认为，在农村办工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重要的是带动农民观念的转变，让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农民逐步树立起工商意识是乡镇工业的又一只要职能。譬如鸦片战争，疯狂地掠夺无疑是可耻的，是中国人怎么也无法也不应该忘记的耻辱，所以我们反对侵略，但在无可奈何中也应注意到“也为我们带来一些现代化信息”这么一点儿聊以自慰。已经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办工业这种冒风险的事情由单个农民去承担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
纯他妈的扯淡，典型的卖国理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既获得巨大成功又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的实践让这位书记态度异常坚决，听不进任何即使是存有轻微的细枝末节差别的意见，他一到任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业的拍卖行动中，根本无暇去关注我历尽心血才得出的结论。
当时的镇办工业虽然已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的问题，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人们对其象新生的婴儿一样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尽管出现过类似我父亲他们厂的情况，炽热的感情却让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意外。书记的行动立即遭到了激烈反对，虽然据说他的做法得到了县委某个领导的授意和肯定，但县委终架不住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最后还是把他从一片反对声中调走了。
凡事“尽可一而再，但绝不能再而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惯要求，尽管心有不服，但我还是没有再向新书记递交我的报告，毕竟我正经受着各方面的非议。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却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新书记到任后，除了一些例常的干部调整，几乎毫无作为。
待人们为此议论纷纷时，我却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调整的尽是些反对工业拍卖或者因为竭力支持拍卖而最受争议的干部，譬如分管企业的副乡长，调走后便一直空缺。
我预感到，他将要有所作为，我的观点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的赞许。
果然，过了不长的时间，大规模的工厂拍卖开始了，不同的是他把工厂出人意料的巨额亏损全部公之于众，把亏损的原因归结到不完善的体制上，称这些亏损为高昂的学费，进而提出了“能人经济”和“税”的概念，说是能人发了财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税的方式既避免了继续大规模亏损又可以利用税去办该办的事儿，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当真没有想到，习惯于沉默寡言的他声音居然如此有磁性，向人散发出“工厂该卖而且必须卖”的强烈信息。
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乡民营经济发展。关于他的贡献，自有事实说话，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且说这时候一直空缺的工业副乡长换成了会计，他坚定地支持书记的决定，他总能够搞好与每一任领导的关系，所以他自从转正后，根本没有受到乡里领导频繁变换的影响，犹如坐了飞机，由工委副主任、主任、副乡长一路升了上去，据说他还要继续升。
对比虽往往在身边进行，差距过大便失去了对比的意义。对于他的进步，尽管我仍存有淡淡的醋意，却已无多少嫉妒可言，而且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场合不是我最适合的，我决定辞职。
其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己的意见迟迟得不到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很固执，不懂得揣摸别人的心思，所以节奏总要慢半拍，所以便要任意而为，凡是自觉认准了的东西总要去试一番。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但当时尚不能自觉，后来的事实表明，果然再没有转正的指标，关于我的这一段经历也就以我遗憾地离开而告终。
再说工厂拍卖的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键是没有买主。那个年月，虽说发展经济挣钱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凡是集体的事儿仍容易犯当初办工厂那样一哄而上的毛病。硬性指标、与工资挂钩的考核等等诸如此类，卖工厂居然也这样，似乎非要在一夜之间处理干净才算彻底。
然而，面对这些虽不大却远远超出家庭经营规模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工厂，又加上乡里提出的严格的由本地人竞拍和现金交易的限制，尽管大家嘴里都在喊着“卖与买”，却并没有人真正去打“买”的主意，即使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俩儿钱的原来的厂长经理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一两个月下来，不仅没有卖掉一家工厂，反而因搞得人心惶惶而让企业经营愈加不堪。为此，书记大为恼火。火自然只能烧向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此时的副乡长就是会计，他最善于忍，火烧到头上仍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火归火，政策不变，事情便难有突破，干着急也是没用。
为官者或许都有这样的劣根性：亲自制定的政策如果贯彻不下去，不仅是个面子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威信，因此即使再困难的事情也必要设法推下去。但为官者必重脸面，为了不失面子，书记便继续冲副乡长发火，口气却是松了，提出只要能卖出去，宁肯调整政策。
只要能够不受任何牵制，便没有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何况原就机敏异常的副乡长呢，他很快便对原来的拍卖政策作出了“对外公开招商、原厂长经理优先购买、帮助协调银行贷款、拍卖所得之后即拥有所有控制权”四大调整。
政策调整之后，果然便开始有人跃跃欲试，跃跃欲试归跃跃欲试，凡事总得有个开端，缺少了开端便不会有继续。副乡长便把目光投向了正思谋着自己创业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与我的谈话仍清晰在耳：问，想发财吗？
答，废话，孙子才不想发财呢。
问，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问，什么机会？
答，求我吧。盯着略显着急的我，故意拿捏了一会儿才又说，买工厂。
本已跃跃欲试，却故意说，买工厂？别开玩笑了，凭咱乡的工厂有啥可买的？
答，随便挑。
哪里有如此好事？那年月便有，一个急卖，一个急买，又都故意拿捏，但终究两拍相合，我轻而易举地便得到了我们村塑料厂的承包权。
值得一提的是操作问题：应该说，乡里对工厂拍卖进行了认真详尽的研究，并规定了严格的包括资产评估在内的拍卖程序。
然而，问题恰恰便出在了程序上——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评估必须由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但要缴纳必要的费用。由于人认识上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愿去找这样的麻烦，因此评估人员多由一些领导干部、财务人员以及原厂的工作人员组成。
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有人参与，便有操作的空间。所谓的评估结果出来后，资产数额比原来下降了十万，这样的话，我只需承担2万元的银行贷款就可以拿到工厂的经营权。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把原先承诺的负担银行贷款变成了现金交到了村委，支付现金与负责银行贷款的讲究可不一样，现金是可以用的，而贷款据说至今村里也没有还清，我当初的决定自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我的财富积累便是从此时开始的，果如他所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容易受伤，却毕竟先人一步，仅设备一项，我在使用过几年后仍净赚了二十余万，相当于我父亲最初十年财富积累的总和。
对于我的运作，我始终相信副乡长是一目了然的，或许应该说是在他的默许下进行的，尽管他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这便是默契，默契总在悄悄中进行，有时候办事当真需要这种默契。既赚取了利润又当了典型，尽管我父亲竭力地反对，但我仍无法抑制自己从心里直想跳出来的笑，脚步都变得轻松起来。
那个时候，我把赚取成倍增长的利润当成了乐趣。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赚钱的高手，总有使不尽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