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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了解到，象我犯的这种错误经常发生，搞得副书记甚为不满。据说，县委一位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到安宁乡调研，把前来迎接陪同的副书记和秘书给认反了，一路上都不理会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的副书记，只顾给秘书讲话发指示。
刚开始，副书记认为县领导跟秘书熟或者有亲戚关系，心中不快也不吱声。后来渐渐品出了味，心中大怒，吃饭的时候临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便找来从没有资格陪领导的政府文书作陪，而把秘书凉到了一边。
待酒菜上齐，县领导就是不肯下筷，反复追问“副书记”的去向，副书记只好如实言明，县领导哈哈大笑了事，而两人却从此变得面和心不和。
但副书记不满归不满，却从不表现出来。因为秘书是一把手书记从外单位特意挖过来重点培养的，据说两人此前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因为大家都脸黑。
象这样的传言极难探听得到，机关里大多谨言慎行，见了面或哈哈一笑或开一些半荤半素甚至极为露骨的黄段也拿得出来，至于谁与谁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的人恐怕至死也搞不清，最可怕的要数被人活埋了还没弄明白是谁挖的坑是谁填的土。
当时的我毕竟如副书记所说嫩得能掐出水来，当然不肯堕了自尊，在副书记问过我一些无关疼痒的问题后，我居然说出了城里那位亲戚的名字，企图博得一些可怜的尊重。岂料副书记故作没有听清，问外面的那位便是你亲戚吗？
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若非想找小鞋，那是绝不能说的。
象我这种清澈见底必少内涵的人自不会得到什么尊重，而且二十岁的青年人要彻底做到“无所谓”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稍有外力袭扰，被强自压制于心底的“争强好胜”便会重新泛滥起来。
或许出于对我过于冒昧的轻视，副书记很快便丧失了跟我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尽管正在逐步恢复自信的我还有许多需要表明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水平实在又找不出赖以把话题进行下去的借口，只能眼看着他走出去，恭敬地与立在党办门外的两位啤酒肚谈论着什么。
这当口，秘书给了我一个眼神，有颇多的鼓励和嘉许。人有时候往往是不需要开口讲话的，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而且只需要一个手势或者眼神便足以让人的精神振奋。
惴惴不安地等待了感觉极长实际近乎瞬间的时间，三人便达成了默契，当副书记再次招呼我时，我知道自己将会按照调令的要求有一个岗位了，脚步不觉轻松起来，临行时，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秘书，秘书也正抬头冲我微微地点着头。
既然知道了两位啤酒肚就是乡里的最高长官，行到他们身边时，尽管是低着头，我突然觉得应该主动打一声招呼，便庄重地抬起头仰视着他们，怯生生地叫了声“书记、乡长”，手也忙不迭地伸了出去，希望能跟自己的最高长官握一下手。
然而，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我身上，副书记见我打招呼，才忙着作介绍，书记“喔”了一声，待我的手几乎伸到他腋下时才勉强摸了一下我的手也算是握了手，而乡长则干脆装作没有注意到我，只居高临下地笑着。
对于这样的礼遇，我心底里明显飘过一丝不快，但我还是屏住了呼吸尴尬地笑着，只有在急速而又机械地转身后，呼吸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我知道人的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要多走不少的弯路。我暗暗地祈祷着，期盼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
之所以在这里费如此多的口舌去讲这许多杂事，主要是因为按照逐级汇报的原则，象我这一级的人员以后少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高层领导，除非要竭力地去巴结他们，尽管他们也常深入到具体的单位，但接触的多是中层领导，守着自己的领导见自己领导的领导总是要避嫌的，如过不想穿小鞋的话，千万别被他们亲热的称呼所迷惑，那不过是一种姿态。当然，有时候领导故意摆出的姿态也是一种态度。
副书记亲自送我去位于党办后排的距离绝不会长于党办与政府办之间间隔的按照调令我应该去的镇直部门时，两间平房的外间聚了十几个人说是在开会。
开会的人肯定在不停地抽着烟，地上已被扔了许多烟头，屋内烟雾缭绕且掺杂着浓烈的旱烟味，我们推门而入时，几乎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
他们不约而同地起了身，脸孔多是恭维地冲向副书记，纷纷打着招呼，及至副书记介绍我时，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又象有一种外力似地把他们的脖子扭向了副书记，尽管副书记的话并不多，他们还是仰视着他，直至他随意地说了句“你们忙”便欲离开，我注意到十几双脚都在挪动，至少已作出了挪动的姿势，虽然副书记再三劝阻，他们还是把他送出了门，似乎不这样便亏欠了什么似的。
副书记离去后，其中的一位老者便把我让到了他原来的与主持人对面的位置上，我当时并不懂这样做是极不礼貌的，便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准备听会。
由于我的意外加入，位置明显紧张起来，他便讪笑着往已坐满了人的排椅上挤，大家虽一再挪动懒得挪动的屁股，他仍然只能有半个屁股放到排椅上，人们便说，委屈所长了。
他显然不是所长，而且反应极快，顺口就是一句“龟儿子才是所长呢”。
另一位老者，必是所长，立即痛迎了一句“所长不是你爹吗？”。
不是所长的老者见说漏了嘴不好收场，自我解嘲地说，日他姥姥的，守着驼子不敢说矮话。
恰所长个子不高，常常引以为憾，此话当然又触及了他的隐痛，脖子上已然青筋突兀，面红耳赤，反骂道，“日你姥姥，矮个子还强不过驴脸？”
我仔细端量着，让座老者果然脸较常人长出了许多，他待要再去反驳时，主持人板着脸已在说“继续开会”，这场欲要持久的争论只能以让座老者吃了亏而收场。
会议主持人便是农业副乡长，与老者沾亲带故，但凡在我所经历的场合中，农业副乡长总是偏向于所长，这或许只是一种姿态，即使这样，让座老者也常常牢骚满腹。
与会者则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的人员，副乡长宣布会议重新开始的话音刚落，会议的气氛立即又热烈起来，其中的一位公鸭嗓子嚷得最欢，此刻他的光脚已从拖鞋里逃出来放到了排椅上，他边咔嚓咔嚓地剪着脚指甲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言，旁边的一位则悄悄地把他的拖鞋踢到了桌底下，以致于散会后他满屋子地找拖鞋。
会议气氛虽热烈，但由于发言毫无秩序和节制而显得有些乱，让突然加入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默默地耐心听了许久，我才渐渐地辨出了其中的味道。
原来他们在研究农村的三角债清理兑现，说是农村的三角债已到了非常严重非清理不可的程度，前面已过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各村自行清理三个阶段，其时研究的是镇干部如何介入以及镇干部的奖励政策，会议已接近了尾声。
读大学的时候，曾听有过农村基层经历的老师讲过，乡镇政府是共和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工作研究的多是“如何做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问题多、事情杂、漫无头绪的乱是乡镇工作最大的特点。老师讲得明白，学生也觉听得明白，却怎么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印象。
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一下子便参与了其中，我感到好奇、新鲜、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竭力要跟上他们的节奏，暗暗地虽费尽了脑力，始终也无法把这些零乱的毫无规律的发言和信息聚拢到一块而形成一个方案，万一要我去整理这个方案怎么办？我必定会茫然无措而颜面尽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正独自担心，激烈的争论已渐渐平息，坐到紧紧拼凑到一起的三张办公桌的其中能够显示出主持位置的一张后面同样在认真地听着的副乡长便咳了一声，认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