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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暇他顾，偶尔关注一下别人吸烟喝酒，总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潇洒和张扬，但烟酒这东西似乎只有成年人才配而且天经地义地必须去沾染，而小孩子则是绝对碰不得的。这是我最初对烟酒形成的最为清晰的观点，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着。
待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尽管只是个经我父亲费尽脑汁才谋到的委培生，我父亲对我的管束还是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他甚至能够在公众场合给我递烟劝我吸。
我父亲在这方面有许多讲究，还仿佛就在昨天，凡是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找谁的，即使是找我的，我和我娘也只有忙活的份儿，除非我父亲唤，断不许上桌陪客，即使唤，我和我娘上去以茶代酒敬完客人三杯后也必须立即自找托辞离场，否则必遭一番声色俱厉地训斥。
逢年过节，一旦我父亲喝大了，他甚至会逼着我半跪乃至全跪地去桌上逐一敬酒，当然，我是绝对不能喝的，客人往往有感于我的虔诚常一饮而尽，我父亲便嘿嘿地笑个不停；偶有铁石心肠者坚决不喝，我父亲就会冲我发火，非要我替了不可，客人当然不肯，只能一饮而尽。
我父亲说，这是家长主人翁地位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对于他的转变，在一阵茫然无措后，我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越是你非要我做的事情，我偏不做。
我父亲自是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把戏，但他没有跟往常那样暴怒不已，反而象欣赏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似地专注地盯着我，连眼神里都透着笑，声音则难得的柔却绝不失庄重地说，过去，可能严厉了些，现在不同了，大学生便算大人了，今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过，烟酒这东西终究还是要学的。
我父亲何以会有此一说呢？必是有根源的，且勿需猜测，不妨去看他的经历，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应该都能从他的经历中寻出根源。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父亲刚开始倒腾油料那阵子，市场的管制仍很严，人们的吃穿用度一切都由集体派发，诸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等等，连打瓶酱油买瓶醋都必须凭票购买，除此之外的所有买卖关系一律视为投机倒把严惩不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然而，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凭票经济的长期高度短缺必然要产生不安分，所有这些不安分因素都归我父亲的姑父也就是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管。
治保主任是地道的贫农，因此革命最彻底，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都嫉恶如仇。我父亲虽是他的妻侄，常甜甜地喊他姑父，但由于父亲的“好逸恶劳”，他最不待见，而且两眼总在盯着我父亲，因为他显然已把我父亲作为村里最不安分的因素，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当真被他盯得头皮直发麻。
无疑地，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下去，我父亲必须先绕过他。要绕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诸如打小牌赌小钱儿之类的不良习惯，工作百分之二百地过得硬：在职十年间，他昼伏夜出，所有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段都被他盯得死死的，村里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哪怕是柴草失窃案件，村里人亲切地称他为“夜狗”。
这时候，我父亲的第一批油出笼了，如何运出去成了小本经营的我父亲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无奈之下，我父亲便开始研究他。
任何人都是经不住研究的，不久我父亲即发现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两口，便决定请他喝酒。那个时候还不时兴请客送礼，请他喝酒需得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他决计不会参加。机会便选在我祖奶奶过生日的那天，我父亲托了八层关系才搞到了三瓶酒。
按照我们家的老传统，老人过生日必要凑到一起吃一顿，按说是该有酒的，但酒那时属紧俏货，而且价格高昂，所以一般不上酒，除了我父亲的姑父，家里自没人喝酒，连我父亲这样的“街混子”也没喝过。
见桌上有了酒，治保主任甚是纳闷。
我祖奶奶便乐颠颠的，自豪地说是我父亲孝敬姑丈的，眼里满含笑意。
治保主任便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我父亲，尽是疑惑地质问我父亲，臭小子，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吧？
我父亲忙说，哪里哪里，一片孝心，苍天可鉴。
治保主任虽仍不肯信，酒馋终胜过了疑惑，却非要跟我父亲同喝不可。我父亲心里有事，又是第一次喝酒，而且酒量原就不大，三瓶老白干下肚，治保主任喝了两瓶多仍不显醉意，我父亲却早已醉得人事不省。治保主任怪怪地看了看正昏睡不已的我父亲，含着笑放心地睡觉去了。
我父亲自是不肯甘心，于是便在酒上跟治保主任耗上了，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只要治保主任有一次马失前蹄，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我父亲坚信。
我奶奶不明就里，便说我父亲犟，我父亲却说，这不叫犟，这是一种精神，人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比百万家财更让人受益不尽。
我父亲显是在不自觉中把这种较量看成了一种对抗，他总喜欢为自己找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说没有斗争便无法前进，只有在斗争中才有可能挑战自我极限。
酒量是由人的内脏功能所决定的而绝不是靠练得来的，更不论个子大小，我父亲高头大马地练了一辈子，最终也没能把酒量练大，但在这种长期的较量中，他却逐步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事情的成功，不单纯要靠力气，而需要一种只能存乎于心的巧劲，俗语叫“四两拨千斤”。
再说治保主任解了酒馋，却越咂摸越觉得不对味——象我父亲这样的人何以会突然生出如此孝心呢？即使果真生了孝心，又从哪里折腾如此多的钱去隔三差五地请他喝酒呢？难道他会偷不成？村里分明又没哪家哪户少了什么东西。越想大脑越乱，只觉这些突然涌上的猜测和假想就是真的，倘若……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正欲去查个究竟，村里偏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地出事了：先是张三家的那只村里头叫得最欢实的狗被人莫名其妙地药死了，继而李四家倒挂在树上的玉米被人偷了两提第二天又被送了回来，紧接着王五的老婆分明看见自家的院内夜里进了人却什么也没少。
这是我们村十几年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出现问题的三家都是村里的治安员，这无异于公开挑衅。治保主任狠了心，他组织了全村的青壮年实行轮流值班，折腾了半个多月，问题虽再没发生，案子却也毫无眉目，而且只要巡逻停下来，类似的问题便又会接着发生。
如此再而三地折腾，这些白天下地原已疲惫不堪的青壮年早已心生不满，事实也是，其他的人家并不见少东西，偏是你们管治保的家里少东西，岂不是要让大家给你们当保镖？太无能了！逻辑就这样推演着，而且逮住了机会就拼命地嚷。
支书只能出面找治保主任谈话了，大意是主任兢兢业业地干了这许多年，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人谁都会老，老了精力便不济了，何不退下来让青年人去试一把呢？
治保主任当然不甘心，他尤其不能同意支书关于由我父亲接替他的决定，在他的心目中我父亲绝不适宜担任这一要职，联想到我父亲的反常行为，他怀疑我父亲就是混乱的制造者。
他的怀疑是非常灵验的，但灵验归灵验，必须得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儿最好别说，人家会认你作疯子。
关于我父亲的任命，支书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再四声明这是组织的决定，治保主任心里虽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乐意也只有服从的份儿，目光却死死地定在了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没有让父老乡亲失望，上任后村里立马平静了下来，那才叫真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不少人家在我父亲的倡议下连多年来养的狗也处理了。
狗在农村是养来看家护院的，既然天下如此太平，白白养着这么一条狗又有何用？处理了狗便可省却一份粮食，用来养一头猪或几只鸡自是又实惠了许多，千万别不信，那个年代当真是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
少了狗，村庄的夜晚更加安静了，人们的心里也在我父亲取消了青壮年的夜间巡逻却照样不发生问题而拍手称快后暂时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便如这村庄的夜晚一样安宁，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
人的伪装可以瞒过一时但绝不可能瞒过一世，自称火眼金睛的治保主任待把自己暴乱的情绪平息下来之后，经过对我父亲长达三个月的蹲守考察，终于发现了这份和谐当中的不和谐，不，应当称作“猫腻”，他这样称呼用以鼓励着自己。
原来，村里已有不少人趁着这宁静的夜晚向村外倒腾着什么，尤其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