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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是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5月，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后说：鱼雷艇在大连湾夜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北洋七舰和广东二舰在大连湾青泥洼演放鱼雷，亦“均能命中破的”注38。
对于上述校阅场面的真实性，无需也没有根据提出怀疑，但因此就得出北洋海军鱼雷官兵已训练有素的结论，却又大有疑问。事实上，李鸿章每次校阅都要事先通知受阅部队，校阅内容和程序也逐渐固化，甚至还专门制定了《海军大阅章程》。例如鱼雷艇在校阅过程中的活动即规定为：李鸿章赴旅顺校阅之日，六艘大鱼雷艇接至老铁山海面，俟座船到时各艇鸣炮三响，然后驶回海口外黄金山前排列，鼓号迎接；校阅正式开始后，鱼雷艇按预定程序操演阵法和打靶，此项校阅遂告结束注39。这与其说是阅操，倒不如说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如此校阅，场面虽极壮观，却根本不能如实反映出平时的训练情况。北洋海军军官于甲午战后披露：“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兵勇练惯，及临敌时命中自难”注40。不可否认，包括鱼雷武装在内的新式海军在引入中国的初期，确曾有过蓬勃向上的朝气。但在封建腐朽环境的侵蚀下，时间一久，必然会发生变质，管理松懈、纪律松弛、训练松疲等各种弊端纷纷而生。其中训练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流于形式，缺乏实战性，进而虚应敷衍，直至弄虚作假。当事者身在其中，早已习以为常，外人、外行又无从窥破内幕，其弊端也只有在实战中才能彻底暴露出来。
就在李鸿章最后一次校阅北洋海军后不久，一场由日本挑起的中日战争突然爆发。这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北洋舰队注定要搏战整个日本海军，北洋海军的鱼雷兵力也将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日本海军有鱼雷艇24艘，分别为1884年至1894年购自英、法、德三国及本国制造，其中六管一等鱼雷艇一艘，二管二等鱼雷艇三艘，双管三等鱼雷艇十六艘，单管鱼雷艇四艘，鱼雷发射管共计51具；加上战舰上配备的鱼雷发射管50具，鱼雷发射管共计101具注41。中日鱼雷兵力对比，日方不论是鱼雷艇数还是鱼雷发射管总数，均比北洋海军多近一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海战以舰炮为主战武器，在其有效射程之内的交火距离一般都保持在千米乃至数千米以上，而舰载鱼雷却因其航程仅为数百米极少有用武之地，故鱼雷兵力中最具威胁的当属能够独立作战的鱼雷艇。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鱼雷兵力直接与日本海军交战只有一次，即黄海大海战。1894年9月16日，丁汝昌率领14艘战舰（其中包括广东的“广甲”、“广丙”二艘巡洋舰）和“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为增援朝鲜的运兵船护航，目的地是中朝边界的大东沟。次日上午，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锚泊的10艘主力战舰发现日舰来袭，当即起锚迎敌，于中午12时50分与12艘日舰展开激战。下午1时14分，“定远”铁甲舰与一艘巡洋舰对日舰“比睿”形成左右夹击之势，在予以猛烈炮击的同时，那艘巡洋舰逼进距“比睿”右舷约400米处实施鱼雷攻击，结果鱼雷竟在其舰后方七米处通过而未命中，已受重伤的“比睿”幸免遇难注42。下午2时前后，北洋舰队的“超勇”舰被击沉，“扬威”舰亦因伤重失去作战能力。恰在此时，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二舰和口内的“福龙”、“左一”二艘鱼雷艇相继赶到作战海域，从而使以寡敌众的不利态势有所改变，而且还拥有了鱼雷攻击的优势。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左一”号鱼雷艇先驶至“超勇”舰沉没处，抛长绳救援落水的该舰管带黄建勋，黄不就而没于海。下午2时40分左右，“左一”、“福龙”二艇向已受伤的日军代用巡洋舰“西京丸”进攻，但“左一”号因遭到“西京丸”炮击而驶避。“福龙”号在相距400米时发动攻击，鱼雷紧贴“西京丸”左舷掠过，未中。继续追近至40米处再发一枚鱼雷，此时“西京丸”已躲避不及，乘坐该舰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惊呼：“我事毕矣！”不料，鱼雷竟从舰下水深处穿过，又一艘日舰侥幸逃脱。随后，并未受伤的“左一”、“福龙”二艇即先后撤离战场。下午5时45分，日本舰队见天色渐暗，惟恐遭到鱼雷艇袭击，遂集队撤走注43。实际上，北洋海军的“右二”、“右三”号鱼雷艇始终没有参战，“福龙”、“左一”二艇也根本无意重返战场袭击日舰。直至接到收队的信号，它们才纷纷露面，随大队返航旅顺。此战，日舰一艘未沉，北洋海军却遭受了被击沉击毁四艘巡洋舰的重创。
本来，日舰在此次海战中始终没有机会使用鱼雷，而且没有鱼雷艇参战。这对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时机。遗憾的是，四艘鱼雷艇只有二艘曾一度加入作战行列，其中又只有一艘真正实施了鱼雷攻击，结果也未奏效。更有甚者，北洋海军鱼雷官兵在以后的作战中，连参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10月24日，日本第二军在海军联合舰队的护送下至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意在从后路攻占大连湾和旅顺。日军的登陆行动整整持续了半个月，期间虽有海军舰艇负责掩护，但并不能改变其被动防御的处境。如果北洋海军鱼雷艇能于夜间前往袭击，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挟其袭营作战之长，肯定会给日军登陆造成很大困难。但不知是无此命令还是有令而不敢行，总之是鱼雷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致使日军顺利地完成了登陆。11月7日，日军不战而下大连，旅顺已危在旦夕。13日，丁汝昌奉命率六舰自大沽回防旅顺，但次日晚即以发现日本鱼雷艇为由匆匆撤往威海。北洋海军的鱼雷艇不敢出击，自己却又被日本的鱼雷艇吓退，同一武器装备在此竟判若两物！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现有的十余艘鱼雷艇尚未用好，丁汝昌回到威海后又提出调广东四艘鱼雷艇来北洋助战的请求。注44李鸿章就此与广东方面协商，得到的答复是：粤省鱼雷艇仅二艘可以出海，惟储煤量不敷远行之用，现北风当令亦恐不能前往，又虑日舰途中拦截，故“此举应作罢论”。注45至此，李鸿章虽已明知不可为，仍于20日致电丁汝昌，认为避入威海基地的“大小雷艇应派往旅（顺）帮同守口”，为挽救旅顺作最后的努力。注46但此时不要说鱼雷官兵根本无此勇气，就是有也已来不及了。时隔仅一天，旅顺便告陷落。
同样的一幕很快又在威海上演。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开始在山东半岛的荣成湾登陆，企图抄袭威海后路，最终与其海军形成对威海基地及北洋海军的合围之势，亦即重施攻占旅顺之故伎。但在客观上，其登陆行动仍然要冒被袭击的风险，至少为北洋海军的最佳袭击兵力鱼雷艇提供了可乘之机。就连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也不得不承认：“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注47丁汝昌计不出此，既是他的指挥失误，也与鱼雷艇官兵的毫无斗志大有关系。日军再次顺利完成登陆，随即由陆路攻至威海，于2月2日终于实现对北洋海军的水陆合围。在随后的战斗中，日军鱼雷艇充分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与北洋海军鱼雷艇队的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海军为减少正面进攻的损失，决定采用鱼雷艇偷袭的办法。2月5日凌晨，日军十艘鱼雷艇在夜幕下潜入威海港内偷袭，其中九号艇被发现后仍冒险突进，并在中炮碎裂前一刹那发出一枚鱼雷，将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击成重伤。6日凌晨，日军五艘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又将巡洋舰“来远”、练船“威远”和差船“宝筏”击沉。这两次偷袭也是日军鱼雷艇的初次作战，其官兵在出发前大多都作了有去无回的准备，结果以仅损失两艇的代价取得了击沉击伤四艘舰船的战果，极大地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抵抗能力。
就在日军鱼雷艇偷袭北洋海军的同时，北洋海军的鱼雷艇管带们也在密谋一个惊人的行动。2月7日上午7时半，日本联合舰队分布于威海港南北两口外，开始向港内发起总攻。当双方炮战正酣之际，北洋海军的13艘鱼雷艇和二艘汽艇集体冲出北口，列阵于港内外的双方几乎都被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