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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按老师教的程序拟提纲打草稿最后誊清，时间已经不够了，这篇没有结尾的作文成了他永远的心痛。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次升学考试，只能自问自答：“熊是咋死的——笨死的！”
有分教：
只怨平时颠且狂，那堪临阵来磨枪。
从前好事难描述，抛却几多华彩章。
正是：不学无术非战之罪？名落孙山岂天命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毛ZD返京重点火
第三回
毛ZD返京重点火
红革军放肆大抄家
列位看官，文Hua大革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似乎已有定论，就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Gong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那天算起，实际上在一九六五年就已经露出端倪。度过了三年大饥荒中国人刚刚消停地吃了点饱饭，又要开始折腾了。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yuan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文艺青年居然敢在上海的一张报纸上公开批评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而且上纲上线，咄咄逼人，气势汹汹，可见来头很大，就连中央指导文艺宣传的中宣部事前都不知道，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混乱。对于姚文yuan的文章是批判还是跟进？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定关锋、戚本禹和龚育之各写一篇文章支持姚文yuan的文章，以表明中宣部的态度。此时东南六省市的主要报刊纷纷转载姚文yuan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而北京方面中央的党报党刊除了关锋、戚本禹、龚育之写的这三篇文章以外没有任何动静，这令远在南方的毛ZD大为不满，周EnLai打电话告诉彭zhen让他赶快转发姚文yuan的文章，迟至十一月三十号也就是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二十天之后《人民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才刊登了这篇文章，但彭zhen却把这篇文章放在了学术研究专栏，企图把这篇文章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姚文yuan的文章主要是批判海瑞退田平冤狱，影射现实中的分田搞单干风和翻案风。毛ZD说姚文yuan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并没有击中《海瑞罢官》的要害，要害就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huai的官。于是全国各大报刊大量登载批判文章，关锋与林杰合写的文章联系到庐山会议甚至还点了国防部长，为此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感到在政治分寸上非常难以把握，便向彭zhen汇总了七个材料，同时附上一份给彭zhen的信，这封信便是后来《二月提纲》的雏形。姚文yuan点名批判吴晗后彭zhen觉得有必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过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就有《二月提纲》的制定。二月十二日这一天中Gong中央加了批语把《二月提纲》下发党内，由此拉开了文Hua大革命的序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左”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一九六五年初颁布的《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文Hua大革命”的纲领。
话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ZD在武汉横渡长江，七月十八日他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即大发雷霆：“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Ya学生运动。谁镇Ya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Ya学生运动的都没有还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几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六日，毛ZD在接见“中央文Ge小组”全体成员时，给前一段运动的性质定了性：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统统驱逐之”，严令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ZD，并请江Qing转交。结果出乎意料地得到毛ZD的肯定。八月一日，毛ZD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这封信中一共用了四个“热烈的支持”。这封信还作为中Gong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予以印发，毛ZD的这个政治姿态给了红卫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八月五日，毛ZD在中南海贴出了他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中央还存在着另一个司令部，由此刘少Qi等人布置的“反干扰”运动寿终正寝。八月八日，中国GC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GC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Hua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林Biao上升到第二位，刘少Qi则降到第八位。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委正式宣布，在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撤出各学校。紧接着各省、市、自治区统统照此办理。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被当众销毁，大学中学学生们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了，于是一个个山呼万岁，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去。紧接着北京的老红卫兵们（既干部子弟红卫兵）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狂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红Se恐怖席卷北京蔓延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
真个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红州地区的文Hua大革命和全国一样，终于轰轰烈烈地闹腾起来了，中学生和师范生以及机关干部也开始参加运动。
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铁戈带着弟弟铁剑，隔壁邻居季建设、季建桥，电影公司梁经理的独生子梁杰，地区林业局病休的副局长家的张兵、张军、张平、张勇，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的儿子倪田，地区文教局局长的儿子程洪等一大帮孩子，到街上看“破四旧”。
所谓“破四旧”其中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抄家，主要对象是那些解放前在红州做生意的商家、从农村到城里定居的地主富农、前国民党政府的伪职员、伪军官、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的家属、五七年倒了霉的右派分子等。
六六年的八月上旬，从北京传来了一股抄家打人的红Se恐怖狂潮，文Ge史称“红八月”。尽管红州地区破四旧比北京晚了半拍，但那声势却也不小。抄家的“革命行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是红卫兵带头抄家。后来机关、市民组成的各种组织也都一窝蜂参加进来，好像不如此，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寄予的无限期望似的。有许多人的家刚被学生抄过，紧接着别的群众组织又不请自来，翻它一个底朝天。
抄家时还有一套程序，首先念上一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时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出来宣读《勒令》，大意是，我们是XXX组织的革命群众，勒令XXX（该户户主），从今以后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将把他入“另册”，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
然后头头把手一挥，众人随即闯入房中，大肆翻箱倒柜，查抄违禁品。诸如蒋介shi的头像，黄埔军校配发的中正剑，旧社会的遗留物，封、资、修的书籍，乃至黄金玉器、银元钱币、古玩字画等等，全都洗劫一空。迷信物品诸如瓷菩萨、瓷观音则统统砸碎。这户人家立马就像拉屎坐在高粱茬上——倒了血霉。
所谓入“另册”，是毛ZD在《湖南农民Yun动考察报告》里使用过的话。没想到四十年后，这个词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时髦的流行语言之一。
这一群孩子里面，除了梁杰的爸爸是武汉的“汉流”（武汉洪帮）以外，其余的都是南下干部子弟。
铁戈和倪田的父亲是四野的，季建设、程洪、张兵的父亲则是二野的。
尽管红州地区是洪学智率领四十三军打下来的，但四十三军很快又随四野先遣部队十二兵团参加湘赣战役，打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去了。
铁戈的父亲铁夫也随大部队顺流东下，直指九江、南昌。随后又参加了江西剿匪。一九五零年奉调武汉空军二十三师，五二年转业到红州地区，因此红州地区四野的人并不多。
倒是一九四七年二野的人，南下时就参与了红州地方政权的建设，所以红州地区干部体系，从解放初期就形成了以新si军五师为核心的大别山派，和以二野为核心的太行山派，红州地区的干部无论如何也跑不出这两大派系。唯有属于四野的铁夫可以超然置身于两大派之外，但他心里还是倾向于二野那一帮人，起码都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