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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教：
无事莫当孩子王，幡然悔悟读书忙。
此中别有洞天地，“革命”不需睁眼盲。
正是：闹革命放不下封资修，学知识岂能丢旧文化。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保刘邓陶铸瞬间垮台
第十四回
保刘邓陶铸瞬间垮台
反文Ge武汉严正声明
话说一九六七年是中G自一九四九年主政以来最混乱的一年，这一年的元旦北京二十多所高等院校集合了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Q、邓小P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Q的二十大罪状，至此刘邓的倒台已成定局。
一月三日，北京一些单位发起成立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出现在北京街头。
一月四日，这一惊人的消息又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月八日，在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ZD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P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P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有了毛ZD的金口玉言打倒陶铸就成了钦定的铁案，陶铸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
一月四日和五日王洪W带领手下分别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一月六日，上海曝出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特大事件：在张春Q、姚文Y的支持下，以王洪W为首的“工总司”和以徐景贤为首的“机联站”以及学生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大会宣布了三项通令：“一、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Xian在七天内向全上海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G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由此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就是震惊全国著名的“一月风暴”。一月八日在毛ZD指示下，中央文Ge小组为中G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ZD的意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二月五日张春Q、姚文Y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ZD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强调说：“无产阶级文H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Z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整了那些党内走Z派以后，事情还不算完，接下来就是要“从党内走Z派手中”全面“夺权”。直到这时文Ge的本质越来越明晰地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摧毁各级政权，然后再按照毛ZD的意志重建各级政权。
毛ZD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缔造者，又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破坏者，更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维护者。从江西红军时期整肃“AB团”，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再到建国后的“反右”、“反右倾”、“社教”、“Si清”，直到发动“文H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他始终交替扮演着“破坏者”和“维护者”这两个绝然相反互相矛盾的角色，而在文Ge中表现得犹为突出。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程的不断深入，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成功，各级当权派特别是省部级的当权派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
尽管各级官僚体系遭到重创（虽然不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封疆大吏们深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道理，而且这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势必不惜拼死一搏，决不轻言放弃。
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爆发了以叶剑Ying、谭震Lin、陈Yi、徐向Qian、李先Lian为一方和以江Qing为首的中央文G小组为一方空前激烈的争吵，据传叶剑Ying把手掌指骨都拍断了，这就是文Ge中著名的“二月逆流”（文Ge后改称为“二月抗争”）。
而在武汉，一月二十六日以“工人总部”、“二司”（毛ZD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九？一三兵团”为核心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宣布湖北省委被夺权。因为没有得到中央批准，故夺权流产。但湖北省委实际上早已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已无任何权威可言。
二月八日武汉市的“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和北京南下点火的人民大学红卫兵以及武汉军区部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占领了武汉市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所在地汉口红旗大楼，并于当天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了“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观点。
而武汉的另一部分大学生造反组织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大学则被排斥在外，并被“工人总部”指责为机会主义、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致使造反派内部发生内讧和分裂。由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香花派）和新派（以“新华工”为首的毒草派）。
武汉军区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而作壁上观，在征得军委文Ge小组同意后马上派出部队占领红旗大楼，并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认定“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声明称：“武汉军区派部队占领红旗大楼是为了防止武斗，维持秩序。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J放军。”并杀气腾腾地宣称：“部队将对反G命组织和反G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造反派有毛ZD的支持当然不肯罢休。“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接着又于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署名杨道远、朱洪霞、胡厚明，以示“工人总部”、“九？一三”和“二司”是压不跨的。
这一下整个湖北热闹起来了。
原来毛ZD发动文H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整垮刘少Q及其追随者，然后重建各级政权。但是从《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刘少Q、邓小P仍然按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方法派出大批工作组，希望这次的文H大革命也能在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然后按照“反右斗争”的模式楸出一批所谓的“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G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G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四十一人。中G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G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会议，毛ZD主持会议。会议第一天，刘少Q对派清华大学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ZD插话，严厉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天全会印发毛ZD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八月四日毛ZD在中央政Zhi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
八月五日毛ZD写了《炮打司令部》，不指名地将矛头直接针对刘少Q、邓小P。毛ZD还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亲自在人民日报写评论，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