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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犯人真的极聪明又能干，他们把一种跟扑克一样厚的纸板裁成撮牌大小的形状，画上图案，然后刷上清漆，这就成了一副上好的纸麻将。
大脑壳、曹矮子、牛瞎子、余友新四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厮杀，围观的人有七八个。因为正在赌烟，观战的人没有一个说话的。只有等到一盘打完，围观的众人这才来一个司马懿过后方知似的指点江山，说某某人刚才怎么怎么打错牌了，某某人应该留什么牌，打什么牌，说得一套一套的。
铁戈却不明白他们到底说什么，只好东问西问，惹得周围的人肆无忌惮地嘲笑他，这就大大地刺痛了铁戈的自尊心。他就是那种较真的个性，你要说他不行，他偏要干出点名堂给你瞧瞧。当年学打篮球就因为别人的嘲笑才促使他下决心学打球，如今又有人笑话他不懂麻将，他决心学会打麻将，让这些人看看老铁的脑袋绝不比别人笨。
列位看官，在监狱里赌博必须有十分雄厚的实力。这里从不赌钱，因为只要有人向干部报告说某某人私藏人民币，那就要倒大霉了，轻则关小号子，重则脚镣手铐。说某人有实力就是说这个人身上有烟，香烟就是赌本，这在监狱里绝对是诱人的东西，是仅次于现金的东西，没有烟哪儿凉快请你上哪儿玩去，只有身上总带着烟的人才有资格打麻将。一般上场之前都要亮本，就是要亮出带了多少烟，一包烟以下的人也请你挂挂眼科，因为赌本太少只能在旁边观战不能上场。每个人都想多赢一些别人的烟，这里全都是现货交易，概不赊欠。因为烟这种东西不光是要有钱，而且还必须要有路子弄进来，二者缺一不可。有钱不见得有烟，有烟肯定是既有钱又有路子的人。铁戈属于既有钱又有路子的人，但他缺的是打麻将的技术。
看到铁戈也前来观战，刘武汉便在一旁给他讲解牌型的变化，如何组织牌，如何算翻。直说得口沫横飞，铁戈却是油盐不进，怎么也搞不懂。
因为这些纸麻将是朱峰做的，铁戈干脆找他要了一副麻将来研究，刘武汉则自告奋勇的做教师爷。
俩人在上铺坐下，一开始刘武汉摆出各种牌型，告诉他什么是三门有、五门全、缺一门、步步高、姊妹花、碰碰和、老少配、老少碰、一般高、十三乱、全带幺、断幺、独幺、嵌档、平和，接着又讲了什么是不求人、门前清、凑一色、清一色、将一色、绿一色，最后告诉铁戈要想赢牌必须打大和，大和的招数有孔雀东南飞、西北有高楼、待月西厢下、独钓寒江雪，这些都是满贯的牌，只要赢了香烟可以大把的进。经过反复研究、领悟，铁戈很快就进入角色。为了更快的掌握打麻将的技巧，他索性叫了几个人一起打，他需要在实战中学习。当然这几个人打麻将纯属混点（武汉话：消磨时间）并不赌烟。铁戈不管干什么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从他开始学打麻将起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邀上几个人打，先搞清楚如何算番，什么牌多少番，怎样根据牌型决定打大牌还是屁和，起的牌变了又该怎么调整。只几天功夫他学会了打麻将，初步知道了怎么算番，一个月以后他就打得很可以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又到楼梯后观战，并且还能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说的还蛮像那回事。正好余友新的烟输完了，铁戈便顶了上去。
牛瞎子以轻蔑的眼神瞟了他一眼，问道：“想输几多烟？正好我的烟快完了你就送货上门，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铁戈笑道：“我这个人是汉阳来的贱三爷，从小就生得贱，有一点东西总想跟别人共产。我还有一条烟，输完了我就舒服。所谓舒服舒服，输完了我才服，你们要是有板眼把我的烟都赢去那才叫本事。”
大脑壳哈哈一笑：“要得！看来铁戈不是怂唐（武汉话：孬种），今天我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前三盘铁戈的牌不好，输了将近一包烟。众人都嘲笑他，叫他“宋德宝”（送得饱的谐音），他却并不着急，还是嘻嘻哈哈的和别人开玩笑说：“打麻将一靠手气，二靠技术，三靠底气。没有赌本底气不足，人就难免心浮气躁，那就会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今天不上班，打他个十六圈，好好过一把足瘾！”
铁戈带了四包烟，此时如同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豪赌的阿拉伯王子一样挥金如土，毫不在意，漫不经心地洗着牌，嘴里兀自说道：“法国人说过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老子是好汉不赢头三圈，着什么急？坐牢别的没有，时间有的是。哎各位，听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你们怎样看这件事？”
大脑壳说：“是好事，天大的好事！一个国家没有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这个国家以后么样办？总不能要那些文盲去建设社会主义吧。”
曹矮子也说：“从来冇看到哪个国家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的，也就是中国有这种鬼事，把一些四五十岁的工人搞去上大学。这四五十岁的人要是有板眼，文革前不早就上了大学，还能等到现在？”
韦少山也笑道：“我有一个表哥四十多岁了，原来是厂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也被推荐上大学。他跟我大哥说，读书真不是个味，一进教室他就打瞌睡。我哥笑话他，不是冇得味，是你自己完全搞不清白。我表哥说他一上课就开始抽烟，那些老教授刚开始还批评两句，哪晓得抽烟的人多了，教授到后来也懒得说了。”
铁戈骂道：“要说上大学，那要靠各人的真本事。文革期间搞什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哪有什么推荐，靠走后门上大学的倒是真不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有几个能上大学？平心而论，也不是所有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马大哈，也有一些是有本事的，可惜太少了。搞推荐上大学最坏的地方是开后门之风盛行，把寒门庶子上大学的路全都堵死了。”
列位看官，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到九月三十日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一百零八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纪要，纪要的核心就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说十七年来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一条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纪要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圈定，于是“两个基本估计”就成了对中国教育战线的最权威的指示，全国教育战线的教师一个个噤若寒蝉，呆若木鸡，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但偌大一个国家没有大学是不可能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一九七一年高校开始招生，当时有一个“十六字招生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四字方针，只留下了“领导批准。”学校既没有复审权，基层推荐只是一句空话。
由于干部子女也都下放或参军，所以他们也可以以工农兵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这些人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只要你老子娘有权，什么事都办得成，上大学那都是小菜一碟，于是乎这些人上大学也就成了过江之鲫轻而易举地进了大学。因此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此后那些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又提出了一句口号：“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把老师教授这些“臭老九”当成改造对象，这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做法。
七七年八月五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在会上放了一炮，提出要恢复全国统考，邓小平当即拍板。四人帮打倒后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既然问题提出来了，怎样解决大学生青黄不接的问题，只有通过恢复全国统考这一条路了。为此邓小平说：“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举国一片欢呼。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