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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军说：“何田田，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蜀剑笑道：“何田田？这个名字怪怪的。”
“《乐府诗选》里有《江南》诗，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即现成又有韵味。”何田田解释道。
“谁取的这个名字？”铁戈问。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何田田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斯拉夫人，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铁戈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她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铁戈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她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生存。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64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反而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的日子会好过些，结果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我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Te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叫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Ge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现在是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Hua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Hua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合理的一切东西统统推翻。我们要做人，不做贱民。我给那些知青们讲了这个观点，大家一致赞同，成立了‘知青革司’，公推我为司令。于是我就扯旗造反，我也要像陈胜吴广那样大吼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为别的，我要为自己、为那些上不成大学的知青讨回公道。虽然我知道这个公道今生今世再也讨不回来了，但‘知青革司’的成立就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做一个普通人平平安安地活着，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可是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印度电影《流浪者》我一口气连看五遍，拉兹说：‘谁说强盗的儿子就是强盗，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不信我的一生就这样窝囊！老子不服人也不服天。如果有人敢作践我，我将拼死抗争。如果是天意，我也要把天捅它一个大窟窿！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反正老子从小就是个贱民，这条命也不值钱，我就是要和富贵人换命！换了命我也不算吃亏。嘿嘿，自从我当了这个所谓的司令以后，人家对我尊重多了，封司令长封司令短，叫得我头上都起了包。不瞒各位说，像今天这样的菜我活了十八年还没吃过几次，要不是受了伤今天这顿饭菜还真吃不上。”
这一番沉痛的诉说把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在解放后的中国在同一座城市里竟然还生活着如此贫苦不堪的人，还有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他们都是干部子女，无法看不到更不能理解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封老大所说的一切与他们平时学到、听到、看到的东西完全格格不入，他们接触到了一个从来不曾接触不曾知道不曾了解的社会，一个类似平民窟的最底层的社会。
是什么原因使封老大以及和他同样出身的人，从来到这个人世起就注定要踏上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屈辱卑微的人生之路？显然是血统。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才有血统论，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会有血统论？文Ge中还有人毫不隐晦地大肆宣传血统论，难道中国的血统和印度的种姓同样是等级森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由此决定一个人的终身？那么上面宣扬多年的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话岂不是骗人的把戏吗？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封老大这一番沉痛的诉说，他们都会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天方夜谭！
沉默，尴尬的沉默。
姜军递给封老大一根烟，无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此时此刻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显得多余。
铁戈、姜蜀剑、沈倩和何田田都静静地看着他，难置一词。
这时沈冲说：“封司令，今天我才明白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