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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六、政策放宽 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12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1962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1962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62。
表62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年二季度 1962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63。
表63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62。
从表63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