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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