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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