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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切地希望去巴塞罗那，那时特里·维纳布尔斯是巴塞罗那的主教练，马克·休斯和加利·莱因克尔还在队中。我和其他两个小伙子，再加上从鲍比·查尔顿足球学校来的雷·威兰共4 个人，被安顿在一栋看上去很像农舍但相当豪华的建筑里，它位于乌坎普建筑群的中心地带。我想那栋建筑可能在俱乐部成立之前就屹立在那里了，你可以感受到每一样东西的历史气息：墙上挂着三角旗和大事记，记载着过去的发展，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巴塞罗那的球星的照片。这是孕育传奇的地方。
农舍旁紧挨着的是成年队的训练场，在体育场的影子当中。我们和一帮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和巴塞罗那青年队一起训练。我那时才11岁，在钦福德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两件我还不习惯的事情：晚上，妓女在栏杆外面走来走去，所有年纪大一点的西班牙男孩就从窗子上俯下身，朝她们吹口哨。我们过去常常喜欢在夜里喝点热巧克力饮料。一天晚上我喝了两杯，结果夜里有点不舒服。我去上厕所时，开灯看到一只蟑螂在地板上爬。我到底在这里干嘛？足球是一种经历，其他的东西不也是吗？
我们每天都和巴塞罗那青年队以及预备队球员一起训练。惟一的机会是周末看瑞德维流浪者队在白鹿径的一场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对手是一支名叫森林联队的球队。如果错过了比赛我会很难过。
我的外祖父，一个热刺队的忠实球迷，也想看看我踢球。他最终决定替我买机票，让我飞到英格兰参加比赛，然后再飞回巴塞罗那。比赛结果不是很理想。森林联队有一名叫丹尼力·特切奥的年轻人，12岁却已经7 英尺高了，还长了小胡子。那天下午他们2 比1 击败了我们，然后我独自坐飞机直接回到了西班牙，我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想再离开钦福德一星期。
巴塞罗那俱乐部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训练设施是一流的，虽然年轻球员是在瓦砾场上训练，对于这一点我不大习惯也不大喜欢。成年队训练的草皮很完美，预备队甚至有一个自己的20000 个座位的体育场。一天我们被带到乌坎普球场内。我们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经过俱乐部的小礼堂，然后走上一段台阶，前往足球场地。看到这么大片的草皮和高耸的看台，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场地上来回奔跑，想像自己就是马克·休斯在踢球。如果我真的在这里踢球，那该多好啊。
和我一起训练的孩子大概都是十六七岁。有两个在老特拉福德的二队和三队训练过的小伙子，一个15岁，一个19岁。他们都很友善，但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在想：这个头那和口音都怪怪的孩子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一旦我们开始了训练，一切就都很顺利了。显然，教练和其他的队员都不说英语，但如果我们踢起球来的话，我们彼此就会心领神会。这是我第一次进职业队，和职业球员一起训练。它扩大了我的眼界。我们大多数日子都去看成年队的训练。有一次，我们被介绍给了维纳布尔斯先生和其他球员。当然，现在我和马克·休斯是很好的朋友。他经常笑着谈起在西班牙的那段时光：巴塞罗那的球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现在还有那天下午我们和马克、特里·维纳布尔斯还有加利·莱因克尔的合影。
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我和热刺队一起训练，而曼联队告诉我，他们不仅仅只对我感兴趣。在假期里，我去了曼彻斯特几次，总是坐着马尔科姆·费基恩开的塞拉车，当曼联队到伦敦踢球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会合。整个俱乐部，尤其是阿莱克斯·弗格森，都尽量让我感到我是曼联的一部分。在我最终加入球队之后，年长一点的球员，像布赖恩·罗布森和史蒂夫·布鲁斯时不时会幽默地给我一点批评。我能和他们一起用赛前餐，还要在赛后帮助收拾器材。一天下午，曼联队要客场对西汉姆队，他们邀请我一起去，作为球队的福星。他们给我一件曼联的队服，我也就出现在了厄普顿公园球场，在场内和布赖恩·罗布森还有戈登·史特根一起热身。然后他们让我坐在长凳上观看比赛。我甚至在当晚的《今日赛事》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看起来曼联很喜欢我，当然我也很喜欢曼联。我过去是毛寸的发型，我想模仿戈登·史特根。和西汉姆队比赛那天，我送给戈登一瓶发胶作为礼物，他直高兴得想哭，一两年以后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在伦敦的比赛前，我和我的父母被邀请与球队一起，在西罗奇公园球队下榻的酒店共进晚餐。别见怪，我点了份牛排。当他们把一份金枪鱼放到我面前时，我糊涂了。我和主教练、全体职员坐在首席。他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我：一件很大的运动衣。它几乎比我穿的衣服大六码，我穿上后看不到袖子里的手，下摆落到我的脚踝，但是我穿了它足足一个星期。那一次，我也有送给主教练的礼物：一支笔。阿莱克斯·弗格森收下了它，对我说：“谢谢你，大卫。我要告诉你：我将要用这支笔代表俱乐部和你签约。”
我记住了。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曾经怀疑过我会和谁签合约，因为我还是个13岁的学生。但我在热刺队确实训练得很愉快，我和他们的年轻球员发展部的官员一约翰·蒙克关系很好。同时，白鹿径离家只有15分钟路程，这一点也很重要。父亲大概十分渴望我能为曼联队踢球，当我们讨论签约事宜的时候，他把这些都撇在一边。签约不是“你应当做的”问题，而是“你想做什么”的问题。我们最终决定，我们至少首先得问问热刺队的态度。
也许我一直就认为我应当选择曼联。我和父亲同刚从西班牙回来执教热刺队的特里·维纳布尔斯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让我感到我脑子里的问题比答案更多了。约翰·蒙克把我们带到了特里的办公室。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情形：特里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可能是薯片或者是花生，他正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在地毯上找着，想把它们捡起来。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那么，约翰，关于这个小伙子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我不介意他不记得在巴塞罗那见过我，因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只是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尽管我已经在热刺队训练了好几年，但主教练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禁想起了我去曼彻斯特时的情况。阿莱克斯·弗格森了解我的一切。他了解每一个年轻球员，认识他们的父母，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那对我很重要，也对我的未来很重要。我总是感到我就是曼联大家庭中的一员。
托特纳姆热刺队的出价很慷慨，一份长达6 年的合同：两年上学，两年在青年队训练，两年成为职业球员。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到18岁的时候，我能开—辆保时捷了。
“大卫，你想和托特纳姆队签约吗？”特里最终问我。
父亲看着我，他永远不会替我做决定的。我深呼吸了一下：“我想先考虑考虑，维纳布尔斯先生。”
尽管我在脑子里一直想着：曼联！一定要签曼联！
当然，父母和我谈论了听到的出价。我想母亲希望我加入托特纳姆队，因为祖父是它的球迷，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呆在家里，但她没有把她的想法和我说。她和父亲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施加什么压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最终能和热刺队签约的话，一切都会很不错的。我会很高兴，在白鹿径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们先得赴约，去老特拉福德一趟。
父母和我一起驱车前往曼彻斯特，一路上我们谈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一个服务区停了下来。我们都知道托特纳姆的开价，父亲和我都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不是拍卖，我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证明我自己。如果曼联队提供了和托特纳姆队一样的6 年的合同，那么我就会下决心：工资不在考虑之列。如果没有，我们就驶回伦敦，和热刺队签约。
那天是1988年5 月2 日，是我13岁的生日。曼联在主场迎战温布尔登队，阿莱克斯·弗格森正在等我们：“你好，大卫。”
这家伙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而且我信任他。我的父母也很信任他。我穿着为当天特别准备的运动夹克，曼联队送给我一条红色的俱乐部领带，我一天都戴着它。我们到餐厅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