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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长达四百英尺船舰的下水滑道。1869年6月，一艘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螺旋桨轮机运输舰“万年清”号下水；此后五年又有十四艘轮船下水（内有一艘没有达到合同规定，但又有一艘比原来规定的马力要大）。从1871年开始，该厂建造的大部分轮船都安装了自已制造的轮机。福州不生产象江南制造局的“海安”号和“驭远”号那样的二千八百吨位的轮船。可是它却在五年内制造了十艘从一千到一千四百五十吨位的轮船，比江南制造总局上述两艘之外的所有轮船都大。虽然福州轮船据说比江南轮船要好，但是开动起来还是速度慢、消耗高；这些船使用木制船壳和单横梁机，它们和江南轮船一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标准来看，确实应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为止的六年半时间里，开支总额为五百三十五万两，大大超过预算额。法国雇员的薪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在每月五万两至八万两的经营费用中占一万二千两）。二千名中国工人的工资总数为每月一万两，而一百五十名中国管理人员的薪水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两——这里显然没有把许可的开销和津贴计算在内。①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在着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有一些职员是福州达官显宦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推荐的人，沈葆桢在管理这些职员时特别棘手。船政局的采办系统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里尤其如此；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使用。沈葆桢要博取廉洁奉公的楷模和严惩贪污的声誉，他严厉惩办了一大批公务人员，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换了他们。但是在采办这类事务上，他终归还是不能不依靠象叶文澜那样有能力的帮办（叶文澜以前是左宗棠购买军火的帮办之一，有在通商口岸办事的经验）。叶文澜手下有职员三十人左右，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采购物资；他甚至于还有一名常驻仰光的代理人，从那里往国内定期海运柚木。②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国职员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计划在合同期间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沈葆桢不断从福建的高级官员以及从北京取得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这个成绩。
西学：同文馆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奥秘的一个更 大规划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的同时开办培训学校。几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学徒在外国工头的指导下在工厂里做工，许多中国人将要成为技术精练的工人。年纪较轻的学徒的聪颖智力和灵巧手艺尤为外国人所赞赏。①但是，只有在那些范围很小的学校里，人们才能希望西方技术会在中国人中间扎下根来，因为在这里，来自的青年除去学习普通的中文课程之外，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按照设想，这些学校应与兵工厂和造船厂合作，既讲授理论，也讲授实际操作。
虽然早在1862年已由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因而同文馆所遵循的先例是十八世纪中叶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1862年的“章程”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录取人数限制在从八旗满族子弟当中挑选的二十四名青年；学生们要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也学会一种欧洲语言。②由于在上海和广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语和法语的合适的中国人，便以不准在学生中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此后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俄国翻译受雇，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俄罗斯文馆便于此时停办，那里原打算用来教授俄文的满族人被发现并不真懂俄语？）同文馆的一些学生确实至少学到了一些洋文洋话：在1866年，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被选作由赫德带领到欧洲去的第一个非官方清朝使团的低级成员。
与此同时，在1863年4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 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说：“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所取除十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四十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①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
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1864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四年之久）。招生人数定为二十名，十六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十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象一所满洲旗人学堂。②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没有改变，这些新学校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鼓励学生的问题。总理衙门援引原俄罗斯文馆的先例请得清帝的批准：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通过更进一步考试的学生甚至可以升授为七品官，直到委任为京畿官僚机构中的主事。不过，上海和广 州的学校并没有这个有利条件。上海同文馆提出，学完三年制学业的最佳学生应为“附生”（符合参加乡试条件的低级“生员”）。①广州同文馆仿照旗人学校的先例，许诺它的毕业生作翻译（最初指的是能够在满文和汉文之间进行翻译的人）或者名誉“监生”。这可以使人想起，李鸿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总理衙门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新科，给有专长技术的考生一个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实际上，上海和广州同文馆的学生尽管进了这些学校，并领取津贴以学习英文和数学，但仍旧发现他们为准备应乡试而在那里练习作八股文！
不过，对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格局总算进行了一次突破的尝试。回顾起来，这主要由于在1865—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诸如制定总理衙门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间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虽然这种骚动是微弱的。恭亲王本人被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有关新技术所需人材的长期计划而提出的论点所打动。赫德和丁韪良的上书也激发了总署的大臣们的热情（工韪良曾把沃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且在准备一部关于自然哲学的新书时就在总理衙门里面演示了电报发报机的操作）。②在1866—1867年的冬天，恭亲王和文祥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但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在1866年冬天以前当赫德回国休假时，恭亲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为将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的“天文算学”科目配备人员。（按照清朝的传统看法，“天文算学”有些实际用途，并且确实是持某种主张的儒家学者在知识探索中的正统 课题。①不过，这个科目的旧名称现在被总理衙门用来包括化学和机械学之类的西方科学。）恭亲王和文祥不是仅仅打算增加同文馆的课程；他们的目的完全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象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的承认。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建议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之后在1月28日，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进一步上书，建议应该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编修们——报名，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②也许，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问题的观点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个证明。但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