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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一般能得到的最好的南明史原始资料和本世纪对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编一份目录，读者应参考林恩·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年）中的书目提要。在评价这些资料和其他18和19世纪的著作时，认识到这样一点是有益的，这就是从顺治到现在的各个阶段，不同的渲染和偏见一直成为对那个时期的研究的一个特点。
大多数第一手记述自然是写作于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它们所描写的事件刚过去不久。这些作者处在混乱的中心，很少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保持一种坚定的客观态度。大多数作者带有强烈的偏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为赢得后代的同情，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同他人争论。在前明的知识阶层当中漫着一种负罪感，这引起了许多自我辩白的文章，它们相应地谴责个人报复、党同伐异，或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行为。此外，由于清初私人抄本流传并通过晚明政治文学团体的残存网状组织最有效地保存了下来，我们所得到的记述也许带有比原来更多的党派性。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之前，在两方面有所好转。第一，被视为晚明的主要折磨的党争，既受到政府也受到公众的谴责。第二，康熙帝通过缓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仍然怀有的仇恨和害怕，诚心争取把他们团结在清朝的庇护之下。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成功地发起一个编纂《明史》的大规模计划，并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谋取受到广泛敬重的以同情明朝知名于世的学者们的合作。此外，他试图让学术界放心，崇祯以后明朝的朝臣在他的指示下将受到宽宏的对待，任何人都不必担心1661—1663年迫害历史家的事会再次发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说来是宽厚的气氛中，对南明的兴趣高涨起来。到这时，经历过征服的一代人已经年老，已没有多少时间能写出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证词；此外，许多人也明白，尽管康熙朝廷对南明的研究表示宽容，但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明史》中不会得到适当的论述。这些情况促使温睿临写作《南疆逸史》（完成于1711年前后），成为清代头200年中出现的关于南明的最重要的综合史著作。④这个阶段南明研究的特点，是浪漫精神和伴随而来的用大量想象去给事实添枝加叶。在更为安定的康熙时期生活的人们，回过头去看南明，把那时看成一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时代，一个社会大溶合和互相拉平的时代，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清和晚明的矛盾感情所引起的高度悲怆，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也表现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它是康熙晚期最流行的传奇。 ①在18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对南明的兴趣明显下降，在雍正和乾隆初期，也许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似乎主要是由于那些在童年经历过征服年代的人已经过世，也由于康熙帝的去世，他的宽容政策成为一场极端刻毒和奸诈的储位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气氛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出版的有关南明的著作，被他的政敌劾为“狂妄”，他以大逆罪于1713年被处决。雍正帝于1723年即位后，赦免了所有牵连进这桩案件的人，但后来他在同情明朝的著作和当前煽动叛乱的关系问题上，挑起一个更大的争论。1729年，湖南一个名叫曾静的叛逆者，被发现部分地受到已经过世的浙江文人吕留良（1629—1683年）的某些著作中反满内容的鼓舞。雍正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他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文告和书，是清朝第一次企图利用晚明著作，其中有些是关于南明的，来达到阐述满族清廷的政治思想的目的。
在此后几十年中，关于南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人们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无害的形式，如地方人士对死于明清斗争中的人所写的谨慎的纪念文章。出乎意料的是，正是通过这类“社会传记”的积累，全祖望（1705—1755年）在18世纪对南明研究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全祖望的《鲒埼亭集》，②特别是它的外编，显示出对原始文献透彻的研究，这正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共同特点。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中，几乎只有他着迷于明朝的抵抗斗争，全祖望对南明研究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是挽救了许多关于监国鲁王的支持者和浙东抵抗斗争的历史资料，使其免于湮没。
康熙晚期和雍正年间的迫害和控制是偶尔发生的，并未导致对晚明或南明著作制定任何明确的官方政策。这种危险的含混状态，只能阻止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乾隆朝晚期，特别是在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开始了某些大规模的计划，以一种又打又拉的方式大力消除这种含混状态。
第一，朝廷有意散播一种由皇帝批准的对南明事件的解释，给予那些站在明朝一边为国而死的人以很大的光荣，但明确指出，明朝的让位（和清对汉族人民的挽救）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确，晚明不可救药的道德风气和政府状况，使得烈士们的奋斗更加可歌可泣。弘光朝廷的灭亡被确定为明朝的结束，承认以后南明朝廷的历史性但不是合法性。
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解释的作品。③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150年所有近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被少数几年（最多从1774至1788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年），继他之后是19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1830—1894年）和傅以礼（1826—1898年）。①此外，19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1810—1862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启超（1873—1929年）、章炳麟（1868—1936年）和刘师培（1884—1919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17世纪时汉族人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1911—1912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