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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吴三桂和卓布泰从昆明湖地区向西追击,摧毁所有的抵抗。3月10日,清军进入永昌,这时,一再遭到自己的护送军队抢劫的狼狈不堪的永历朝廷到达了中缅边界中国一侧的腾越。然后,李定国在怒江西边磨盘山中的羊肠小道上停下来,对清军进行最后一次顽强的抵抗。在那里,清军险些中了精心布置的埋伏,接着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李定国和他的残部设法南逃至边界地区。饱受兵变折磨的永历皇帝一行,在3月下旬通过一处边关进入缅甸领土,①从腾越出发时有4000人,这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磨盘山伏击削弱了清军并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的追踪,过腾越不远即止,没有穷追。
当李定国和他的伙伴白文选分别在缅甸东北地区恢复元气时,清廷在云南府周围和其他地点派兵驻守。在总督洪承畴的指引下,清廷暂时集中注意恢复农业,学习驾驭土著领袖,并向缅甸人施加外交压力。他们希望失败、饥饿和疟疾将最终毁灭李定国剩下的军队。
永历皇帝在缅甸的困境
在边界的缅甸一边,几乎已被所有的兵士抛弃的永历一行,在继续前进之前,被迫放下武器。几天后,皇帝和646个随行人员在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岸的蛮莫上船。其余的人陆行,相约与皇帝一行会于缅京阿瓦。但皇帝一行在井梗被暂时扣留。陆行者也许被误认为入侵者,于5月初在阿瓦地区被杀,只有几十人逃进了荒野。1659年6月,永历皇帝一行到达阿瓦,被安置在京城对岸一处简陋的营地。皇帝一行长时间受到缅甸政府的冷遇。虽是粗茶淡饭,但还过得去,皇帝的随行人员努力适应主人的愿望和缅甸的风俗。
明代中国所称的缅甸,仅指这个地区的几个“蛮夷”国家和部落联盟之一。在洪武和永乐两朝,通过设置“宣慰使司”(指定宣慰使但不指定僚属)令其朝贡和配合军事行动,对这些政治实体建立了名义上的宗主权。缅甸各部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一个时期缅甸不复存在,到16世纪中叶才再度出现。万历时期,缅甸向北扩张的战争侵入了云南。特别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缅甸和云南当局经常发生战斗,争夺边界上的小州县。17世纪初,缅甸再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关系紧张,在万历朝结束后没有来往。实际上,这时上缅甸各部屈服于缅甸,并开始接受阿瓦的缅甸政府的行政管理。①现在的缅王他格利远比他具有革新精神的前辈软弱,出于人道考虑,允许永历皇帝避难,但他拿退入缅甸的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这主要是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队伍,他们不仅在缅甸东北部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以煽动边境的部族叛乱相威胁。事实上,从1660年春开始,这些军队几次进逼阿瓦,要求迎归永历皇帝。这使缅甸人感到恼火,因为即使交出皇帝,也不能保证他及其难以驾驭的支持者愿意或者能够离开缅甸;而他格利控治下的阿瓦,没有能力将他们赶出去。遵照主人的要求,永历朝廷的一些人以皇帝的名义敕令入侵者离开,但两位中国将军干脆予以拒绝。
随着对缅京军事入侵可能性的增加,缅甸人对永历一行就不怎么客气了。到1660年中秋,朝廷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了食物。1661年6月,缅王弟猛白弑兄自立,情况就变得更坏。猛白比乃兄有魄力,准备同中国入侵者开战。②不久,永历的全体官员被邀请参加向新王效忠的典礼,并安排这个朝廷的最后解散。这件事变成了一次大屠杀,所有健壮的人均被杀害,其余许多人自尽。患严重气喘病的皇帝现在只有少数亲属和随从陪伴,虽然活着,但处境极坏。所有这些不仅是新的缅王表示决心而已,而且可能是在执行清廷的要求。
1659年12月,北京命吴三桂总管云南事务。他建议采取坚决步骤立即根除永历朝廷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一直在煽动云南人抗清。北京的朝廷纯粹出于财政上的原因,迟迟不批准这个行动。166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财政和后勤问题,直到9月才最后批准出征缅甸。
从1661年12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吴三桂和内大臣爱星阿经木邦入缅甸。他们击败了李定国最强的伙伴,迫使李定国向东撤退。1月20日,清军到达阿瓦东南约20英里的地方,几天后永历皇帝被交给吴三桂手下的人。不久,皇帝开始了三个月的跋涉,回到云南府。1662年5月下旬,他和他的十几岁的儿子被秘密处死,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安全问题。③李定国甚至被认为不值得追赶,大约在8月,在云南和今老挝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在绝望中死去。①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被满洲人封为亲王。
郑成功的崛起
在中国和日本,郑成功是一个使历史家、剧作家和说书人着迷的传奇人物。①他的名气来自几个因素,包括政治事件、生意才于和个人魅力。
第一,郑成功仿效他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组织。尽管有官方的禁令与阻挠,中国沿海与东亚和东南亚各货物集散地之间的贸易额,到16世纪末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具侵略性的贸易和航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直接或间接依靠海外贸易和国内的沿海贸易为生。这些人似乎愿意服从任何种类有组织的控制,只要它能保护他们不受到太大的干扰。明朝政府留下的这个空白,就由像郑芝龙这样的人及其族人所填补了。
郑成功利用海上贸易的收益,加上他在商业上的一大部分人力、制造技术和商船的总吨数抗衡清廷。但是,一个人能在什么程度上领导松散的海事集团进行战争,是有限度的。事实上,这个时期有许多中国人逃避郑成功的勒索和军事化,而移居台湾、暹罗、吕宋甚至南美洲西海岸。
郑成功崛起的第二个因素,是他抓住了清廷在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弱点。满族人以其骑战传统为最大骄傲,在陆上他们是杰出的。虽然他们很快适应了江河与湖泊上的战斗,但对于大海他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在陆上和内河战无不胜,使他们有能力完全征服中国(除去东南沿海一带),俘获明宗室的最后一个代表,并“剿灭”被指责毁灭了明朝的造反军。因此,满族人在一帮对海事同样无知的中国官员的劝告下,最后才选择消灭郑成功一途,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清廷迅速克服了它对沿海地区的厌恶,财政上也受到阻碍。浙江东南部、福建和广东最东部的难以进入和有限的农业资源,使得运送军队到那里去和维持大量驻军费用太大。如果采取驻防的办法,那么就需要极大数目的兵士驻守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中心以对付“海盗”的进攻。实际上,与海上的造反者打交道,将需要一大笔投资——亦即建立一支水师。所以并不奇怪,清廷最初企图跟郑成功谈判,并且选择了依靠陆地(把居民迁往内地)的战略,②直到17世纪60年代他们才终于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的战场上来。在这样做时,清廷的目标不仅要夺取郑成功军队的一切陆上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釜底抽薪,断绝一切日常供应:从居民得到产品和服务——粮食、食品、木材和造船技术。③郑成功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他的自觉。从1646年他拒绝跟随他的父亲降清起,他就开始训练他自己的小队战士。他对个人命运有一种不寻常的意识。此外,与这种意识相结合的,是相当的管理技巧、商人的精明和竞争性。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以及他的超凡魅力,使他能用铁腕约束部下。他在招纳从前的对手上取得明显的成功,用这种方法得到几个最有价值的将领。但是,他对部下所犯的即使是比较小的错误进行过分严厉的惩罚,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与关系的亲疏,导致部下的变节,从而削弱了他的运动,损害了他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郑成功聪明地打出明朝正统的旗号,尽管他离朝廷很远。他与隆武皇帝的亲密关系、他的接受国姓和他的殊荣,前面已经谈到了。同朝廷的这种直接联系对郑成功决定献身明朝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领导下的机构逐渐壮大,他采用明朝的各种制度形式,只略作修改以适合他的情况。①他以完美无缺的礼节和谦卑处理他同遥远的永历朝廷的关系;但他也学会只在符合他在东南战场的企图时服从命令。对他来说,献身于明朝的事业更多地出自抵抗异族征服的本性,而不是为了维护一种政治制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