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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一个条款中出现的《皇明祖训》＇385＇的这段文字，原文如下：“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明显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见明太祖：《皇明祖训》（1395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台北，1966年），Ⅲ，第1633—1634页。
② 参见本书第7章《正德时期》，《空位期》。
对外政策和防御
蒙古的政治情况
15世纪前半期，西蒙古的瓦剌诸部控制了草原地带，并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居住在他们南方和东南方的成吉思汗的王朝的后代蒙古游牧民族。15世纪末叶前后，在几十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后，蒙古游牧民族开始聚集在新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1464—1524年）的周围。
在巴图蒙克的领导下，蒙古人开始向瓦剌诸部的霸权挑战。瓦剌诸部在15世纪早期逐渐把他们的控制扩大到蒙古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在也先（死于1455年）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也先于1543年自称蒙古可汗，尽管他和成吉思的家族决无关系。两年以前，即1451年，因为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不称呼他的孙子为太子，他把他赶走并杀死。在这次冲突中，巴图蒙克的父亲，当时的一个孤儿，和他的母亲一起被带到东蒙古，被置于兀良哈一个指挥官的保护之下。
也先成为蒙古可汗的计划失败了；他因僭称可汗而于1454年被他的一个部属推翻并杀死。在这之后，蒙古的继位权在1486年别的可能继位者多数被杀以前被争夺而依然不能定一。巴图蒙克的父亲成为一个适当的入选者而被拥立。他于1487年被杀，由他的儿子继立，他的儿子在以后的38年中继续掌权。
在1508和1510年之间，巴图蒙克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的鄂尔多斯地区，1512年他任命他的次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吉囊，亦即统治那个地区人民的副王。巴尔斯博罗特的两个儿子，继承鄂尔多斯和吉囊称号的究弼哩克（1505—1542/3年）和继承山西以北地方的俺答（1507—1582年）对嘉靖时期大多数对明的入侵负有责任。
当巴图蒙克于1524年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所有帕米尔以东的蒙古人的效忠。他的称号传给了那时只有21岁的他的孙子。但是，这个孩子的从父巴尔斯博罗特试图篡位。又一次自相残杀的冲突随即发生，这次冲突导致巴图蒙克所创立的蒙古人联盟的瓦解。巴图蒙克的孙子继续统治东蒙古人，而巴尔斯博罗特直到他于1531年去世的时候，事实上对鄂尔多斯和西蒙古人实行统治。当巴图蒙克的孙子于1547年去世时，他的继位者为俺答所迫，迁移到了蒙古的东部，俺答于是逐渐控制了整个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③当巴图蒙克于1510年占领鄂尔多斯时，他赶走了西蒙古人的主要首领亦不剌因，亦不剌因逃亡到西南靠近山西边境的地方。亦不剌因于是和土鲁番（莫卧儿斯坦的蒙古突厥王国的东部首府）苏丹满速儿结盟，并于10和20年代与他勾结起来开始抢掠和入侵山西西部。他对巴图蒙克仍然是一个威胁，巴图蒙克不成功地指挥了几次抵御他的战役。他在1533年终于被究弼哩克击溃。
在本朝的头10年中，因为蒙古人专注于内部的斗争，他们的袭击是分散的，一般限于获取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在巴图蒙克的后继者们得到鄂尔多斯和山西以北的地区后，他们开始每年入侵明的疆土，通常是在春天和初秋。边境戍军的军纪非常松弛，以致指挥官们常常不能集结有战斗力的军队去抵御入侵的部队。入侵因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代替贸易的办法，因为事实上必能取得成功而损失通常是轻微的。
边境戍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同戍军于1533年10月再次叛乱。仅仅两年以前，在1531年，这个地区最近一次遭受了一支有60000名蒙古骑兵部队的袭击，新任总兵着手建造濠堑和其他防御工事以增强防御地区的北边防线。他规定的工程完工的限期使惯于什么也不干的官兵负担很重。这次叛乱的直接起因是一件小事。监督工程的军官要求在驻防城市休息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绝了。10月24日，这些军官唆使他们的士兵洗劫这座城市，而他们自己则杀死了总兵。叛乱的士兵在黎明时散去。
新任命的这个地区的巡抚被事情的变化吓住了，由于别无更好的办法，他上报说总兵激变了部队。巡抚的报告送达朝廷时，他被控与叛乱士兵相互勾结，一场关于朝廷对戍军的政策的争论开始了。这支戍军10年前于1523年曾经叛乱，那次朝廷以给每个士兵三两银子和普遍赦免予以安抚，事实既然是这样，争论就复杂了。那种政策的批评者要求这次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最初并批准了军事解决的方案。
朝廷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学士持对立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原因。张璁（他于1532年失去皇帝的宠信）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提出成功的解决办法而恢复他的权势。他要派一个总督带领一支军队去扑灭叛乱者。他的主要对手夏言发觉皇帝并不是真的赞成军事解决的办法，因此他暗中支持提出宽大处理办法的礼部侍郎。
总督的使命责成总督处决主要的谋反者而宽恕那些被迫追随他们的人。他却不顾他的使命的目的，带领帝国军队接近这座城市，帝国军队开始在城郊洗劫和抢掠。这时城中的士兵确信他们注定要死，关了城门。总督于是围攻城市，试图淹城，发起猛攻，挖掘地道进入城市，用烟熏出守城的人，骗他们出降，但都没有成功。围攻拖了整整一冬，到1534年2月，总督在朝廷已失去支持。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几个官员奉派调查此事，事情很快平静下来。皇帝在他最后的诏令中总结说：“岂非官多事扰乎？”①1535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东北的几支戍军发生了几起暴乱。在每一次事件中，都有一个帝国官员受到惹起骚乱的责备。辽东戍军当新任巡抚试图整顿当地的防御机构时，叛变了。在现行制度下，每个士兵被给予三个余丁的劳役和每匹马牧地50亩，巡抚退还三丁之一（《明史》《吕经传》作“余丁之二”——译者），编入均瑶册，并将所有牧场充公；同时他下令紧靠一条严格的逾越即杀的界线修建防御工事。当戍军军官们来对此叫屈时，巡抚准备逮捕并责打他们。他们开始攻击他，他被迫翻墙逃离衙门。
不出一个月，这个巡抚便被召回。他的所有改革都被废除。调查的官员上报说，这次事变是由巡抚的指示挑起的，请求赦免部队。都察院反对任何赦免，但皇帝这次拒绝支持军事行动，准许予以赦免。
当失宠的巡抚返回北京时，他在广宁卫停下来收集他的财物。戍军的指挥送给他一份临别的礼物，这是他用拨作士兵饲料补助的款项买的。当这事被发现时，不平的士兵袭击了巡抚和指挥。两人都被剥去衣服，挨打，被赤身裸体地反剪着，在城中游街示众，最后被关进牢里。士兵们强迫负责供应的官员把钱分给他们，迫使镇军太监告发已被他们关进牢里的这两个官员。
皇帝再次拒绝批准军事行动。一个官员照直表明他赞成更加依靠权力的处理办法，当即被锦衣卫逮捕。朝廷随后的一致意见认为，辽东最近发生的暴乱是苛刻的政策、士兵寻衅闹事和部队久不经战等诸种原因引起的。几次暴乱的领头人必须处决以示儆戒；其余的可以赦免。这是皇帝希望听到的，迅速执行了这个方针。这些领头人的首级不出一个月便用竿挂在他们叛乱的那些驻防城市的城门外。这个方针代价小而容易奏效。直到1539年，没有再发生事变，而那次暴乱只牵涉40来个士兵，他们全被立即斩首。在这之后，这个地区很少发生骚乱。
安南之战
1537年，朝廷上由武定侯郭勋和几个有权势的太监领头的黩武集团，在他们试图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以后，又争取得到批准以发动一场反对安南的、代价很高的战役。出现这一情况，与通告皇帝的一个儿子于1536年11月诞生有关。大学士夏言反对派使臣向安南人通告皇嗣的诞生，理由是安南已有20年没有朝贡，同时，现在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兵部尚书建议派兵讨伐以惩戒安南人不入贡，郭勋支持他。这项建议立即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过分而不必要的花钱的事，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