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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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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品。①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别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过正式访问。②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③这次胜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年。
从公元93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在以后的100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这里起来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时期,是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①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国决裂。公元45年,西域16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关系。50000439_0285_1②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元75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89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个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1/4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至37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战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年年底。①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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