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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①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②① ＇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② ＇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③ 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④ ＇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③ ＇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① ＇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② 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①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②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① ＇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②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①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② 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① 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②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① ＇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② 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①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①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年建立的各个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敕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②而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