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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①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612年死亡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①从599年到他在601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②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609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之一，河北的恒山。609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609年曾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①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意他的意见。②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①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②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①据《资治通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他受贿之事未见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