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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③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①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即39％多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②。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中等教育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①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①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初，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但据说1∶1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3年的训练，其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颁布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地方官员随便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年前就有过的类似原因。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学校也行。由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增多了。但是，进农中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到1981年正逐渐减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三级学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况，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建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点幼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更新，以便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种类而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笑为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格照顾的早期做法和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这种体制中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争得一席之地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它们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①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