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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5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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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绱逦侍饨惺档氐鞑榈乃妒垦簧吹摹U庑┞畚挠上麸V鞅啵�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著合集《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著《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专著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著名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著《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著,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著《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三卷论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和13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和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那样最近20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的“中国问题著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著作的特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著《翻身》所动人地说明,《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国北方村庄革命的材料丰富的第一手写实作品。尽管著者持明显的同情态度,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优秀著作的极度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
7。地方政府的发展
20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卷,涉及职官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个主题,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11年。这批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丰富史料等待编目和保管,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尚不明。关于四川巴县档案,总类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开始利用这批资料。关于国立台湾大学所藏清代淡水厅和新竹县档案,戴维·C。巴克斯鲍姆著《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务的若干方面》〔《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页〕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发展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研究,该馆藏有1911—1949年的资料,但利用那类馆藏资料尚有限。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已开始按某些主题大批出版馆藏资料。例如,晚清立宪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进行研究。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可在如《大清光绪新法令》之类汇编和在费正清和刘广京著《近代中国》书目3。2下所列的类似书籍找到。问题是发现这些法令应用于实际到什么程度。就这一用途来说,政府机关的公报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公报,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江苏省政府公报》之类出版物,在余秉权等编《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第71页以下各页中述及。政府年鉴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扩大的地方社会调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运作的丰富资料。日文的地方实地调查成果在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活动,1907—1945年》中有介绍。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东某些地方进行的逐村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除访问记录外,编入晚清以后关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这个主题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广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编实地调查报告简编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资料:《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计划项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许多地方行政发展的环境。也可查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张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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