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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5月9日，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月14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军和第36军开始，兵力约6—7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和18日在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人。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暗地里同情他。②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骗；师长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