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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乃尔大学的通才教育，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有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这是他晚年的夫子自道，有事实基础，但也有选择的记忆，更有他替将来要为他立传的人预先设定好的自我标签：
转到文学院的时候，我已经选了足够的学分来满足英国文学的“学程”（sequence）——即在一系选满了二十个学分。在文学院，一个学生要选满一个“学程”才可以毕业。我毕业的时候选满了三个“学程”——哲学心理、英国文学、政治经济——所以，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我从文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三个“学程”的事实，就在在地预指了我日后思想的发展。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或任何其它专业的从事者。今年是1958年，我已经六十六岁半了，但我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
胡适在这段《口述自传》里所说的“事实”是他修满的“学程”。就像唐德刚在翻译《口述自传》时就已指出的，“学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major）。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修满了三个“学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有三个“专业”。他说：“转到文学院的时候，我已经选了足够的学分来满足英国文学的‘学程’。”这句话也几近“事实”，因为他说一个“学程”要二十个学分，他当时已经修满了十九个学分：“英文一”上、下学期各四学分、“德文一”六学分、“德文二”五学分，共十九学分。这段《口述自传》里的“选择的记忆”是指他有意淡化他的哲学专业，凸显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专业”，而最有意思的，是完全不提他所选的历史课。事实上，胡适一生中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提起过他心理学的教育背景，而且，他从来就不喜欢经济学。他在1939年8月24日给韦莲司的信里甚至说：“我一直觉得经济学的理论很难懂。我的经济学是跟艾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18741971，纽约有名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创办人之一；这个机构2005年改名为“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学的。他是一个好老师，可是他从来没有教懂我经济思想的各个学派。经济理论对我来说太过抽象，而我又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4＇胡适后来在《口述自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
艾尔文·约翰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经济理论教授。我很惊讶我听了他两年的经济理论的演讲，却一点收获也没有。所以，我的结论是：不是经济理论出了问题，就是我有问题……很显然地，一定是我的脑袋的问题，才使我在研究所学了两年的经济理论，却居然一无所获。＇5＇
胡适不喜欢或者弄不懂经济理论，是一件有意味的事。因为一生动不动就喜欢祭出科学这面大旗的他，却对社会科学里最亟亟于挤进“科学”行列的经济学进不了门。无论如何，胡适对韦莲司说他“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夫子自道，这跟他终于离开唯心论大本营的康乃尔，以及他一生鄙夷唯心论、形上学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为什么会作这样子的“选择的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的陈述”？他的目的就是淡化他哲学的背景，在挡将、谢绝世人给他的“哲学家”的称号。要达成这个目的，还有什么比他亲自出面，用夫子自道的方法来扫清所有误解和瞎说更有效的呢？于是他就搬出了他大学毕业时有三个专业的“事实”；故意漏掉他选的历史课，却又常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家”；然后再故弄玄虚地说：“我已经六十六岁半了，但我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这个“选择的陈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撇清他跟哲学的关系，这跟他预先为后世定好自我的标签是相连的。胡适说他从来没有自称为“哲学家”，这是不符事实的。他说过，甚至到了1940年代还再说。重点是，胡适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有过一段对哲学极端排斥的阶段，在1929、1930年，他在诸多场合还说过“哲学破产”、“哲学取消”等语惊四座的名言。他的“哲学破产”论是他从实证主义哲学，以及他对杜威的哲学重建论里寻思演绎出来的。杜威如果知道他所演绎出来的结论，一定会斥为荒腔走板。但这是后话。
转到文学院以后，胡适所选的课，就是依循着这个人文教育的传统，而且完全符合他写给章希吕信上所说的三个大方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文学方面，他继续研修从大一开始就喜欢的英文系的课。1912年第二学期选了“英文二：十九世纪散文”（Nineteenth Century Prose），这门课他得了86分。“英文38b：十八世纪英诗”（Eighteen Century Poetry），主要读的诗人包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詹姆斯·唐森（James Thomson，17001748）、汤姆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奥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诗这门课，胡适得了83分。
“演讲术A”（Public Speaking A）是胡适在1912年暑期班所选的一门课。它虽然不能算是英文系的课，却是胡适英文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胡适为什么会选“演讲术A”这门课呢？这跟他在旖色佳及其附近城镇的演讲活动是有关的。我们在第四章描述胡适为什么转系的时候，提到胡适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美国人好奇，想要多了解中国的事物，他被中国留学生当中的演讲大师蔡光勚物色为他的接班人。胡适是一个好强、做事认真的人。为了作好演讲，他去选了演讲术的课。有关选修“演讲术A”以及初上这门课时所犯的怯场惊风症（stage fright），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回忆：
我还没学如何作公开演讲以前，就开始演讲中国的事物了。所以，我在1912年夏天决定选一门演讲术的课。我的教授，艾佛瑞特（G。A。Everett）教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暑期班七月开始。第一次被叫上台去作演讲的时候，我居然浑身发抖。我在那以前虽然作过几次演讲，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讲课上对大家作演讲。那是一个燥热的七月天，我却觉得其寒无比。我的脚抖得我必须用手抓住一个小桌子，才有办法去想我准备好的稿子。艾佛瑞特教授注意到我的手紧抓着桌子。所以，下一次轮到我演讲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桌子给搬走，强迫我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倚靠的情况下想我的稿子。我想着稿子，就忘了我冰冷的脚，也就不再发抖了。这是我受过训练以后的公开演讲生涯的开始。＇6＇
结果，“演讲术A”是胡适在当年暑期班所选的课里成绩最好的一科，得了87分。
1912学年度的第一学期，胡适第一次没选他一向最喜爱的英文系课程。事实上，胡适注册时选了一门英文写作课。只是他在9月27日去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失望地发现这门课所教的，并不是他想学的论说文习作。他在《留学日记》里说：“英文课。予初意在学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课，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写景记事之文，于吾求作论辩之文之旨不合，遂弃去。”＇7＇一直要到1913年的春季班，胡适才又选了英文系的课：“法文一”，他得80分；“英文41：到1642年的英国戏剧”，他得96的高分；“英文52：维多利亚文学”，他得88分。
1913年的夏天，胡适又选了三门暑期班的课，这三门课的成绩都很好。第一门是“教育学B：教育史”。这是一门教育通史的课，从古希腊、欧洲一直到当代美国教育的思潮和制度的演变，包括福禄贝尔、蒙特梭利等新教学法。这门课胡适得85分。第二门课是“演说与写作C：即席演说”。这门课胡适得94分。第三门课是“英文K：莎士比亚悲剧”。在这门课堂上，学生精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以及《马克白》。胡适这门课得94分。＇8＇
胡适最后一次选英文系的课是在1913年秋天。他在那学期选的是：“英文52：维多利亚文学”，这门课是给高年级以及研究生上的课。由于当时胡适已经是研究生了（详见下文），而且这门课主要是给研究生上的，所以不打成绩，而只是注记：“通过”（OK）。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二个专业是政治经济。他第一次选政治经济方面的课是在1912年的春天：“政治学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