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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服膺的维多利亚的美德，多与个人的任重道远以及爱国有关，他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五句格言，其中有三句说的都是勇气：“勇也者，非无惧之谓也，谓能胜其惧耳”（We would rather say that courage does not consist in feeling no fear； but in conquering fear）、“吾之所谓勇，精神之勇也。是故有以伟男子而中怯者矣，有弱女子而大勇者矣”（Genuine courage is based on something more than animal strength；and this holds true always。Cowardly hearts are often encased in giant frames。Slender women often display astounding bravery）、“天下惟大勇之人，斯能立非常之功，人之从之也，亦视死如归，其感人之力，若磁之吸铁然”（The courageous man is a real helper in the work of the world’s advancement。His infuence is magnetic。He creates an epidemic of nobleness。Men follow him； even to death）。＇26＇另外两句格言是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也跟爱国有关，更精确地说，是跟传统士大夫爱国理念相通的。其中一句，简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西洋版：“历史所载，自古至今，天未尝以优美之境遇赐伟大之人物也”（History and biography unite in teaching that circumstances have rarely favored great men）。＇27＇另一句则等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西洋版：“高尚之生，其目的、其结果，责任而已矣。天地之间，惟此二字诚耳”（Duty is the end and aim of the highest life；and it alone is true）＇28＇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与传统儒家美德有其合辙之处，胡适所翻译的这几句格言就是最好的例证。
《真国民》所表扬的三十五种美德里，唯一全部被胡适割舍的，就是审美、敬谨、感情、节制及公民与社区这五篇的格言。胡适没有翻译公民与社区篇的五个格言，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当时还在清朝皇权的统治之下，谈公民的治权，不啻天方夜谭。我们举这一篇里的两个格言为例，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胡适为什么没选译它们：“市政府应该完全与政党撇清关系”；“一个不去投票的人，如果他没有能言之成理的借口，就该被褫夺其投票权。”＇29＇至于审美、敬谨、富于感情和节制，恐怕不但属于不急之务，说不定还会被当时的胡适讥斥为衣食不足、家国不保，而侈言追求空灵的境界呢！就以审美篇的五个格言为例：“美是永恒的”；“美丽的事物带给我们的喜悦是永恒的”；“对美丽事物的喜爱，是健康的人性必要的一部分”；“美感是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如果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则美就不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觉得不好意思”（If eyes were made for seeing； then 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30＇
如果审美篇的格言对胡适来说，无补益于中国的急务，亦即，无补益于现代国民与现代国家的铸造，则敬谨、富于感情、节制篇的格言，恐怕又流于空泛、冥想，甚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比如说，敬谨篇里的一句格言说：“敬谨是大丈夫的操守（moral manhood）之最。”另一句格言说：“真正的敬谨之心，是被爱浸淫过的膜拜的情怀。”＇31＇富于感情一篇的格言，一句说：“感情是诗歌与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另一句说：“感情是想象力把七情六欲（emotion）淬造出来的亮丽的水晶。”＇32＇胡适没有译节制篇的任何一句格言是既可以理解，但同时也很令人惊讶的。说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五个格言似
乎都跟禁酒有关。其中的一句说：“兰姆酒（rum）把人所有乖劣、恶毒、罪恶的本性都给煽动出来了。”另一句格言则说：“不沾酒（sobriety）是欲望的缰绳，节制是那根缰绳上的马口衔跟勒马索；那就好比是卡在人们嘴上的羁绊；吃肉、喝酒要有节度。”再一句格言说：“节制是在肉身上所作的虔敬的行为；那是在肉身上维持着上帝所命定的秩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节制篇所谈的内容——克己、自制——正是胡适在上海时期日日为之焚心的课题。就像《真国民》的作者所说的，节制是比耐心、坚忍更高的一个德行，“它是理性的守护者、宗教的堡垒、审慎的姐妹，是使人生更甘美的要素（sweetener）。”＇33＇
胡适在翻译这些“金玉之言”时所作的取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维多利亚的美德里所作的取舍，其实跟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所作的取舍是合辙的。当然，胡适在留美以后，就与这种心态分道扬镳。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是一个异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不具代表性，但这是后话。高哲一说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来的公民理念（citizenship），是偏颇于一面的。也就是说，公民理念在西方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侧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个面向则侧重具有公德心、热心公众事务的个人，透过参与、奉献，来履行其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后者则常被泛称为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它强调参与、公德心与热心公益，这就是高哲一用来诠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线索。这种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于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也正由于如此，高哲一所用的这条线索非常有诠释力，它不但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从清末、国民党、到共产党在宣传、灌输、运动、组织人民这一个面向上找出其连续性。同时，他也可以把它用来解释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也就是说，那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生根？＇34＇换句话说，如果从梁启超开始，包括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中国人就已经被某些特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公民共和主义下的公德——所镇住，则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既没有沃壤，也没有耕耘的园丁。
从胡适所翻译的《真国民》里的“金玉之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聪颖超常、用功过人的胡适。他从1904年到上海才开始学习英文。我们从上文的讨论里，已经说明了他的英文基础是在1905年秋天，进入澄衷学堂以后才打下的。然而，他不但开始读课内、课外的英文书，而且已经着手翻译。他所翻译的“金玉之言”，绝大多数都确切、精准。即使偶尔有漏译之处，其所反映的，常是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他取舍的标准。举个例来说，“It is noble to seek truth； and it is beautiful to fnd it。”他的翻译是：“求真理，高尚之行也。”换句话说，他只着重求真理是“高尚之行”，而不觉得有必要去点出“找到了真理何其美！”的雀跃。这是成熟以后，在研究中找到乐趣的胡适所能深自体会的。另外一个极有意味的例子是：“The desire of knowledge； like the thirst for riches； increases ever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it。”胡适的译文是：“天下之人，惟日与学问相习。求学之思，乃日以炽。”他所增添与他所漏译的部分都格外地有意义。他所添加的，是他循循善诱，希望人人能“日与学问相习”；与此同时，他又不屑于把原文里用“爱财之欲”来比拟“求学之思，乃日以炽”的说法，因此，他就把“爱财之欲”给删去了。＇35＇
《真国民》里有两个格言，胡适当时没有选译，可是后来都被他身体力行。一个是林肯在18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在一篇批判蓄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