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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进取心、以及发挥其潜力。妳同不同意？
反之，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可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更了解一个民族所需要、而且迫切所需的是什么。一个有效率、开明的外来的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个衰老、被成见所囿的民族提供它自己不幸所欠缺的进取心和原动力。妳同不同意？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是异端邪说！然而，妳促使我诚实、不畏缩地去作思考，而这就是其结果！“直捣其逻辑的尽头”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大部分的人宁愿走到半途就找个退路。＇46＇
胡适后来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又再次引申了这个异端邪说。那就是他1917年3月7日的日记：
王壬丘＇王辏г耍�18331916＇死矣。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与子妇书云：
“彼＇八国联军＇入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今不能记其原文，其大旨如此耳。）
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今思“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语，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吾辈岂可以十九世纪欧洲之异论责八十岁之旧学家乎？
换句话说，王辏г恕叭ノ薜蓝陀械溃泻尾豢桑俊笔鞘攀兰兔褡逯饕逍似鹨郧暗墓勰睢Ｎ颐怯枚兰兔褡逯饕宓墓鄣闳ヅ兴傅氖鞘贝碇玫拿蟆Ｊ率瞪希室档牟恢蝗绱耍踔寥衔蹶＇运的这句话其实有走在时代之前的睿智所在；是消解二十世纪猖獗的民族主义的一剂消炎良药。于是他开始申论半年前他给韦莲司信里的“异端邪说”：
吾尝谓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其它皆不足辩也。此惟一之根据为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国之排满主义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满族二百七十年来之历史已足证其不能治汉族耳。若去一满洲，得一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也。未为彼善于此，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所以，胡适觉得他必须向有睿智的王辏г酥戮础Ｋ担骸拔岢⒃┩魍跞汕铩＝翊死弦阉溃始谴嗽蛞宰允辍！�
胡适接着解构自己从前为民族主义所设的前提，说那只是遁词：
若“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亦不能成立。此问题未可一概而论也。此前提之要点在一“终”字。终也者，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如此立论，驳无可驳，此无穷之遁词也。
民族主义的前提既然只是“遁词”，则我们必须去寻找另一个前提。胡适于是在威尔逊总统连任的就职演说里找到了另外一个前提：
威尔逊连任演说辞中有云：“政府所享的合理的权力是来自于被治者的同意；任何其它来源的权力无论在思想、目的或权力上，都不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此言：“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此共和政治之说也，而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如英国之在印度，若印度人不承认之，则革命可也。又如美国多欧人入籍者，今以二百万之德国人处于美国政府之下。若此二百万德人承认美国政府，则不革命也。
然被治者将何所据而“承认”与“不承认”乎？若云异族则不认之，同族则认之，是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而又以其断词为民族主义之前提也。此“环中”＇注：循环论证＇之逻辑也。若云当视政治良否，则仍回上文之前提，而终不能决耳。
换句话说，“去无道而就有道”的观念，如果以民族主义为前提，则是不兼容的。胡适可能自知这个“异端邪说”的颠覆之力，他在《留学日记》里只点破，不像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直捣其逻辑的尽头”。然而，他还是在日记的结论里用比拟法来作启发：
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制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若非种皆必当锄去，则中国今日当为满族立国，又当为蒙藏立国矣。＇47＇
然而，“直捣其逻辑的尽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在写“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这则日记的一年以前，胡适就开始从这个激进的论点撤退了。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胡适和当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的夏威夷华侨郑莱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论文。我们今天可以在《胡适全集》里看到一篇题名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The Fetish of the Open Door）的英文论文。这篇论文是由“美国联合基督公会”（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rist in America）在1916年5月21日发稿的。稿件上只有胡适具名。我不能确定这跟胡适在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发表的论文是不是同一篇，也不能确定这篇是不是胡适跟郑莱合写的。
《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是胡适一生中唯一一篇冷眼横眉批判美国的文章。如果胡适一生当中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过彻底的批判，这是唯一的一次。如果我们以这篇文章作为基点，胡适面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这是他最激进的高点，也是他的绝响；之后，就是每况愈下。等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他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诠释，已经走到了这篇文章的反对面。
在这篇论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就作了批判：
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政策，一旦把它从其历史脉络抽离，就会很快退化成一个无意义的标语，而失去其真正的价值。＇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了解的人很少，美国人给予它过高的评价，其结果适足以混淆远东真正问题的所在，从而蒙蔽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想法，以致于使他们无法从比较有益、比较有建设性的方向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估这个＇美国的＇传统政策，以便让我们来判定它是否仍然可以作为处理远东急剧变化的情势的指导原则。
胡适说他要坦诚地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已经不足以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中国政策。理由有三：第一，“门户开放”政策只有经济的考虑；第二，它对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的维持只有象征、消极性的帮助；第三，它完全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权益。胡适接着一一分析这三个问题。首先，纯粹经济的考虑。胡适说这个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着眼于列强。“门户开放”政策所顾全的是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机会均等。胡适引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Reinsch）在1900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一书里所作的观察：“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有机会＇均等＇的自由；只要通商口岸开放，而且其数目持续增加，这基本上是符合‘门户开放’政策的条件，即使在事实上中华帝国的管控根本是让列强所瓜分的。”＇48＇换句话说，如果“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只在维持列强在华利益的均等，则中国究竟是在英国或日本的控制之下，根本就只是一个枝节的问题。
其次，“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主权和独立的保障只有象征和消极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只维持现状。同时，这个现状的维持端赖于列强在华的均势。这个均势之局只要一旦不保，所谓“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保障云云，也就成为一张废纸。胡适举1902年“英日同盟”的条约为例。该条约中有保障“中华帝国与朝鲜帝国领土完整”＇其实该条约第一条只说“中国与朝鲜的独立”＇的字句。然而，等到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朝鲜的控制权以后，这句“朝鲜的独立”就在1905年的续约里给剔除了。
第三，“门户开放”政策完全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权益。胡适说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列强如果尊重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以及所有其它国家在商业与工业上利益均等的原则，那完全只是因为那是对列强有利，而不是因为它们考虑到中国的权益。胡适愤慨地说：
所有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包括在内——的根本缺陷，就在其完全无视中国自己的利益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