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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脆弱的联邦政体和陈旧的军事体系以牺牲个体州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此建立国家政府。但这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管是从地理还是社会因素上看都四分五裂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巴西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小拨知识分子开始向欧洲寻找灵感。向葡萄牙学习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葡国的文化和它的资本、劳动力一样匮乏。巴西高级知识分子转而向法国看齐。大量的巴黎美好年代时期的装饰建筑被照搬到里约热内卢。法国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为密谋策动的底层军官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从而推动了巴西的共和国革命。归根结底，这是孔德“秩序与进步”的理念在巴西的一次实践；让人想起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欧洲科学可以用来诊断一个国家的顽疾，并且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除了类似荒谬的乐观积极主义，巴西还吸收了欧洲生物学理论方面的优生学和人种学理论。一方面为欧洲白人的优越性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巴西支持者开始担心欧洲巴西人的人口状况和种群健康度下降，他们提倡整个国家的“白人化”。这场运动之所以没有跨越南大西洋，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彻底和民主的理念，因为公民权理论及其实践。这些成系统的文化理念本可以开创上流社会、白种欧洲人的巴西这样的观念（尽管一直受到巴西人口和种族现状的威胁），但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再实践下去。
对战争工业化的需求是推动形成民族国家体制和集体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尽管巴西军队一直忙于各种战争——19世纪与邻国巴拉圭打得不可开交，镇压东北地区独立的前奴隶群体，镇压暴动和地区叛乱，甚至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意大利出兵代表盟军参战——但没有一个体现了民族气节、英雄式的胜利或者不屈不挠的集体主义精神。考虑到巴西低得惊人的识字率，指望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来推动形成民族性也是不可行的。
这么看来，卡洛斯·德拉蒙德显露无遗的尖刻其实掩盖了20世纪初巴西民族主义者的深刻问题。巴西在寻找自身的过程中处于这样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刻，白人、教育和精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巴西必须结合自身非洲裔人口的状况、复杂的种族问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想法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大众阶级的情况。实际上，巴西文化在许多方面有丰厚的积淀：流行音乐领域，从轻音乐到桑巴及舞蹈和狂欢节；坎东布雷教是奴隶制压迫下非洲文化的杂合体所形成的非洲宗教和精神实践活动的统称；巫班达是随着城市兴起的坎东布雷教的一种变体，融合了非洲神灵、天主教圣徒、异教徒仪式和古罗马圣礼。尽管巴西上流社会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让这些形式合理化，或某种层面上将非洲优秀文化融入巴西人的生活中，这些举措统统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相反，都根植于陈旧文化。巴西民族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它可以涵盖、涉及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足球运动满足了这一点。足球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一种集体仪式，一种盛大狂欢，更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随着巴西国家队在世界赛事上斩获冠军，收获如潮的赞美，足球运动在巴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巴西足球运动最早由英国人带到圣保罗，一开始踢球的也主要是外国人。但这些外来的影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地消失。一战结束时，也就是圣保罗开展第一拨足球赛事大约20年后，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英语对足球词汇的影响迅速被葡萄牙语取代。圣保罗工人阶层球队科林蒂安仍然保留了“英语古希腊语”的名字。但英国人这种绅士味十足、娱乐消遣式的精英足球文化在巴西只剩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足球的影响彻底消亡。英国足球的特色是职业球队到处巡回打比赛，这和处于上升期的巴西足球截然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西，足球成为最流行的集体运动项目，球迷人数最多、广受各类媒体欢迎，并且成为探寻和描述各类巴西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主体。在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
在20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但是数十位顶尖巴西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足球元素——从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到民族超现实主义，到伊凡·赛尔巴的抽象几何图形，再到克劳迪奥·托齐的波普艺术。巴西作家和小说家也不断在作品中提到足球这项运动——从马里奥·安德拉德的《马库纳伊玛》，到霍斯·林斯·雷格描述里约热内卢周边地区史诗传奇生活的《水就是母亲》，到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文雅、诙谐的纪实作品，再到埃迪尔维托·科蒂尼奥精彩的短篇故事集《再见，马拉卡纳球场》。足球运动还将巴西人不同的生活领域串了起来。
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
Ⅲ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4）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
“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