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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似乎不该为异族出谋划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经灭亡，那个一直苟延残喘的南宋虽然可称是“中华正统”，却是扶不上台面，灭亡只是迟早问题。这些儒生要想延续中华文化的命脉，还能依靠谁呢？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阿里海牙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将才；赵璧、郝经、马亨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难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所缺的，恐怕就是作为自己哥哥的帝国大汗蒙哥能够早些驾崩，让自己来继承大位，那么一切都顺风顺水了。
可是，无论是蒙哥汗还是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其他贵族，对忽必烈的种种作为都十分不满。他要想没有流血和争斗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能是一种妄想。后面的路虽不算很漫长，却也充满着艰辛和危险。
以后人的“后见之明”，认为忽必烈选择汉化是理所当然，进入中原，被汉文明所包围，不汉化又怎么样呢？
实则不然，蒙古与在其之前的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满族不同，后三者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对汉文明也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对汉文明也没什么体会。
当今世界，武力的强大与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越是文明的国家，科技发达，武力也就可以独步世界。而13、14世纪的地球上，越是文明的国家越是因为其文明导致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互相掣肘从而变得软弱，文明的优势根本无从体现。此时的蒙古从成吉思汗开始，四处攻伐，天下无敌，不会因为文明的落后而有自卑感，无论汉文明还是西方的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他们来说至多只有“器物”上的可取之处，而绝无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学习必要。在有着全世界最强大武力的民族，很难愿意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学习的。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无论勇猛也好、庸碌也好，无不认为蒙古传统是最好的，祖先留下的扎撒和箴言便是金科玉律，莫说“汉化”，就是稍有不遵都是犯罪。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诸多贵族均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看到帝国日后的统治重点以及认为帝国需要改变统治方式，并在潜邸时便慢慢做着准备，这样的勇气和眼光是极为难得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忽必烈在当时的蒙古贵族中无疑算是先知先觉者，他已看出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蒙古传统的种种制度已经不适合统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要想使辉煌继续，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已经统治了中原的蒙古人，走向汉化，也就是必由之路。
蒙古帝国崩溃后各自为政的其他汗国最终也走上了向统治地主体文明学习的道路，但相对于忽必烈，都只能算是“后知后觉”，北亚和东欧的金帐汗国在传到第七代可汗月即别汗时才确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直到1346年分裂之后，统治东部的秃黑鲁帖木尔汗才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西亚的伊儿汗国也是在传了六代可汗之后，才出现了合赞汗进行伊斯兰化的大改革。至于坚持蒙古传统的海都、阿里不哥，便要算是“不知不觉”了。
当然，忽必烈的“先知先觉”鲜克有终，以至于元朝最终也没能成为北魏或是清那样的朝代，却又是后话了。
兄弟阋于墙（上）——忽必烈与蒙哥汗的暗斗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这是一种渴望让自己的功业能够在后人身上继续发扬光大的期盼。而继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代之后的蒙哥汗了。
窝阔台汗能力上并不逊色于父亲，在位期间，确定赋税制度，修建和林城，派遣“长子西征”直抵多瑙河，并最终灭亡了世仇金朝。但相对父亲的刚猛雄峻，却显得软化了很多，时人评价他“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象，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简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 。因为嗜酒和滥赏，使得取得的功业被很大程度的抵消了。嗜酒不用说，窝阔台汗在位短暂，仅十三年就去世便是最大的恶果，而滥赏，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伊朗史学家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记载，和林城修建完成后，窝阔台汗一次巡查国库，看到存有两万金巴里失。便道：“要这么多积蓄有什么用呢？还得派专人来看守，让所有愿意得到金子的人来拿吧。”于是乎，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商人、士兵一人拿一份，皆大欢喜，可国库一下子空空如也。要是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窝阔台汗就不管了。另一位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在自己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没有人得不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蒙古帝国的财政混乱，时常入不敷出的弊端，便是从这里开始，有元一代也没能克服。
窝阔台汗去世前，原本定自己的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为继承人。可皇后脱列哥纳凭借自己临朝称制五年之间的机会四处活动，让自己的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这一变故，可说是窝阔台家族的悲剧。贵由其人能力远逊乃父，而又有着父亲嗜酒的毛病，其在位三年而亡，没什么作为。窝阔台家族从此衰落，而拖雷家族则终于咸鱼翻身。
在《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为继承人时，窝阔台曾经担心地问道：“在久远的将来，我的子孙中生出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臭东西，怕做出射麋鹿而中小鼠的事情来，怎么能够传承汗位呢？”成吉思汗回答道：“如果，窝阔台的子孙确实是个裹以饲草而不为牛吃，裹以脂油而不为狗吃的东西，那么我们家族血脉中还生不出个英杰之人吗？” 也许窝阔台当时就看出自己的长子不堪大用，才有了这样的担忧吧，他去世前选定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本想避免自己担心的局面出现，结果妻子不懂事，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倒是成吉思汗似乎有着先见之明，窝阔台虽然孩子不争气，可拖雷一系果然出了一个可与自己媲美的可汗人选，那便是蒙哥。
【正文】
蒙哥是个性格“刚明雄毅”的人，年少时便很受窝阔台汗的器重。在母亲的精心操作以及叔伯哥哥拔都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