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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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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8226;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8226;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正文】


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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