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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股东们虽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认了。可是既然说是要“收赎商股”，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官方认为，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上海《申报》在天津的“访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并在16日刊发，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深明电报作用的《申报》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称本报将“不吝重资”，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自此以后，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由于“各省绅商各界，往往因细微事故，动辄电致政府”，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本与商业性质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邮传部第4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国家交通之枢机”，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