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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十二月底了，发行部的总回数离报社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这可怎么办呢？为了这几万份数字，这个月的站长例会上，几乎每次吴瑞年都在强调，这次大收订将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人将被就地免职，永不再续用。而且他要求各个区站将自己每天的征订回数进行零报告，并在发行部树立公示牌，每天都安排专人将各站上报的征订回数进行标注，使各区站大收订工作的进度在公示牌上可以一目了然。包括他们当天的征订回数、大收订期间的总回数、完成任务的百分比以及在区站间的进度排名都在公示牌上写得清清楚楚。吴瑞年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想给站长们施加一些压力，期望在任务的完成上区站之间能形成一种比、赶、超的良性循环；二来也是为了给站长们传递出自己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决定这一次末位淘汰人选的决心。这一政策一出，站长们脸都黑了。可是脸黑是一回事，想回数字又是一回事，毕竟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发行量下滑是诸多因素造成的，非人力可以抗拒。到了二十几号时，发行部每天接到的回数开始不超过千份，照这样的进度下去，在元月一号，发行部肯定无法完成报社下达的任务。
吴瑞年也在发行部坐不住了，他经常晚上十点多了还突然到站里检查。他也亲眼看到站长们一个个深夜都还在站里，忙着大收订的事宜。大部分站长甚至还长期住在站里不回家。从心底里说，大多数站长都是尽力了的。现在的数字回不来，确实是大市场环境造成的。
然而，这个时候自己能再提这些问题吗？这一个发报时间，一个报纸大改小的问题，竟成了限制沿江晚报发行的瓶颈。上次吴瑞年在报社提出这个问题，在江承望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还不说，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在报社里传出这样一个谣言：说发行部自己无能，报纸发不好，却对报社的办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有些人开始在追问：到底是发行部该跟着报社走，还是报社被发行部牵着鼻子转的问题。这一系列的谣言弄得吴瑞年哭笑不得。这帮文人，凡事就是喜欢上纲上线，而且还偷换概念。他们把报社各部门同发行部之间应该相互协调的关系，转换成了报社和发行部谁领导谁的关系。再说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理论起来，吴瑞年还真认为现在就应该是报社的整体运转都要围着发行部转。这帮文人自认为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自从晚报改为自办发行以后，这就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发行模式的转变，而是整个报社运行体制的转变。这一步走出之后，沿江晚报就由原来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转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报社所面临的就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市场，那么既然有市场，就会有营销，既然有营销，就必须要有适销对路的产品，要想做好产品的营销，当然一切都要以销售为笼头。现在的晚报社如果被认定为一个企业，报纸就是报社生产出的产品，而如果报纸在市场上不能畅销，广告从何而来、报社效益从何而来。现在有人谈到这个问题，报社的相关领导就应该考虑到，这不是两个或多个部门之间谁主谁次的问题，这是报社走向市场化的程度问题。报社围着发行部转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到最终是整个报社都应该围着市场转的问题。而发行部只是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它站在报社的最前沿，直接面对市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报社收集市场的第一手资料。
再说了，这帮文人一再说要重视读者的声音。这出报时间、大版小版的问题不也正是读者提出来或是反映上来的吗？怎么就成了发行部在从中挑刺呢？吴瑞年真是为自己抱不平。这些文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可是新闻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新闻的时效性他们怎么就忽视了呢？这出报的时间不就是和新闻的时效性紧密关联的吗？难道你们肯让自己第一时间抓到的新闻，从印厂一出来，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想到这里，吴瑞年摇了摇头，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竞选副处的失败。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心病，每当想到这些他就胸口绞痛。自己的命运还攥在别人手心里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吴瑞年接到关动荡的信，这封信让吴瑞年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以前外埠各个站长都是报喜不报忧，所看到的表面现象也确实让人高兴，现在从关动荡的来信中，吴瑞年却发现外埠发行站的情况更是让人不能乐观。他原来指望外埠发行站建立以后能缓解城区发行站的数字压力，但是从眼前的情况看，外埠发行站更是面临生存危机。看完关动荡对外埠发行站的说明及其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努力重点，吴瑞年有些沮丧。他半躺在大班椅内，望着墙上那两幅地图发呆，难道就真的没有突破口了吗？
按照报社党委的要求，今年大收订的计划是35万份，目前发行部回来的数字总共加起来还不到27万份，意味着将有8万份的计划完不成。而这8万份的数字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全部丢给零售市场，那可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倍的零售量。以前的零售退报率就很高，现在将这么多的数字交到零售市场去，无异于每月将4万多份报纸买来当废纸卖。这种事情能做吗？刘新桥和冷知秋能同意吗？报社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吴瑞年在心里连续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想到零售，吴瑞年立即就又想到报纸的大报小报的问题。因为沿江市的市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买一份报纸在公交车上看，平时在家里看报纸还觉不出对开大报和四开小报有什么区别，可是一旦想在公交车上看报，两报之间的优劣就立即显现出来。当你拿着一个对开的大报在坐位上折来折去的时候，就难免会影响到邻坐的人，要么就会挡了别人的视线，要么就会在别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擦来蹭去，脾气好的会表示理解，若是遇上个脾气不好的就难免起争执。
因而要想在零售市场上占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这报纸的改版是势在必行了。虽然在发行部，这一点早就达成了共识，但在报社来看，这个事情好像是很严肃的问题，它关系到那些官老爷的地位问题，也关系到舞文弄墨的文人们的面子问题。如果在几年前，晚报独家自办发行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吴瑞年也不会吃饱了没事干去提什么大报改小报的要求。但是现在不同了，既然晚报从一开始把自己摆在了市场里，参与了市场竞争，那就应该按市场竞争规律办事。我就想不通了？想到这里，吴瑞年拿拳重重地打在了办公桌上，是生存重要了呢，还是面子和地位重要？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这些号称天之骄子的人们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吴瑞年不知道自己这一肚子的委屈到哪里去诉。听说现在报社领导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有很多的市民打电话投诉，甚至有些人对市民在车上看报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是对于晚报的读者。现在对手大江都市报也拿这个在做文章，找来大批市民对公交车上看报的恶习进行口诛笔伐，但是没有一个例子举的是看大江都市报的。吴瑞年甚至都有些感谢大江都市报的同仁们了。要不是这样报社可能到今天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本来是很好解决的问题，但是到了报社就又变了一个模式，有些人抱着大报人的思想不愿丢，又拿出来一个方案，再办一家报纸。以晚报和省里的日报竞争，以新办的小报和大江都市报竞争。听江承望在吹风会上说，报社将新办一份晨光时报，这个问题已经在议事日程内，可能马上就要实施。
听到这个消息时，吴瑞年不由觉得好笑。这些老爷们也不想一想，沿江晚报有哪一点能和省市两级日报同台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