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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如何挡得住这些人的目光如炬。不过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他们就是想回去也不可能了，不少的人都“心灰意冷”的要在各州县的学堂“养老终生”了，不过环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些先生能不能坚持到底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中华国立足于南洋，它本身的地理、资源等等就已经决定了其商业的兴起。作为主导者的朝廷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去引导，仅仅是树立起了几个典型对象而已。如今国内“百花齐放”的大小商会，都是民间自兴起的。
这些个商会兴办的起因是追逐利润，兴旺的原因是国内宽松的环境和南洋丰富的资源，再加上便利的海上运输。
不过令梁明等人头晕的是，不知是因为国内各省之间跨海相隔，地利不便；还是因为国人善于窝里斗的传统，互不服人的性格；一个中华国大大小小商会遍布，却没几个能突破一省之地的，更没形成一个统一的商业联盟。全部都是以某一繁荣城市为根基，然后向外扩展。就比如启州商会、中州商会等等。
这种状况算是中华国商业的一个弱点，但在另一方面看这个原因可以说是中华商业快展的通行证。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全行业的霸主存在，朝中的大臣甚至是梁明才没去多加限制。不然的话，以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现在中华国内是决不允许出现商业龙头的。
八年来中华国商业迅猛展，之所以说是八年，那是因为建国的前两年是荒废时间了。中华国的商会以贩卖原材料、特产家，比如说南洋特产的香料和粗略炼制后的铜锭等等。隔海相望的大6就是最好、最广阔的市场。
稍微积累下资本后，他们就进入了“转口贸易”，通过大6收买茶叶、生丝、瓷器等等，运抵马六甲、新加坡等地进行贩卖。再从欧洲商人手中收购些稀罕物运到大6，来回的倒腾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商机。
而在动力织布机产出后，从印度购进棉花，产出布匹开始是销售本地，满足国内需求，然后就是向越南等地销售，但运往大6这样的傻事他们是不会做的。也算是老爷护佑，就在棉布产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市场逐渐饱和的时候琉球出事了。狠狠的刷了萨摩藩一把的中华国在大赚一笔的同时也得到了德川幕府的信任，于是乎中华国的商船顺顺利利将生意在日本做大做强。
日本同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长崎的港口只准满清和荷兰的商人进出，中华国的商船冒充清穿也曾到过长崎，可双方的贸易量太小了。而现在，为了抑制西南强藩，德川幕府当年（建阳五年）就同中华国签订了协定，对于中华国而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准许中华商人进驻长崎。于是，廉价的棉布就又有了一个可供倾销的市场。不惯日本的纺织业遭受到了多么大的创伤，反正中华国的纺织业在那几年中得到了很大的展，至少为随后的断臂之痛找足了“黑玉断续膏”。
德川幕府并不傻，他们当然看得出中华国纺织品倾销对其的危害，因为这种危害不仅涉及到了民间。逐利而生的中华国商人在大获利润的同时，还利用日本国内金银比价的漏洞（日本那时的金银比价在1：7或8左右，国际金银比价是1：15——2o）大肆套购日本黄金，不到两年的工夫日本的金银比价就拉大到1：12。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不仅导致其国内金融市场严重混乱，并进一步导致包括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
这种情况下德川幕府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得罪中华国，保全自己；要么就是姑息中华国，伤疤自己忍着；可是大6纺织业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第三条路，以商对商。他们自己组织商船到广州进购棉布，然后运抵国内，以同样的价格销售。
两方展开了一场残酷地价格战。最终在德川幕府地暗中支持下日本商人大获“惨胜”。中华国地纺织行业遭受了兴起以来地第一次重创。
万幸地是这时中华国已在明离洲站稳脚跟。源源不断地羊毛送到了南洋。从英国购进地先进毛纺机也算有了用武之地。经历了惨痛之后地中华国纺织业将大部分地机器转手卖掉后。埋头做起了毛纺织业。这次地专业虽然砍掉了中华纺织业地一条胳膊。却也增大了其地市场。大6第一次进入了商人地视线之内。
大展之后。中华国地商人们或是按照地域。或是按照亲友关系。反正是没有按行业来地。同行是冤家嘛！组建起了大大小小地数十家商会。其中规模最大地就是中州商会、马六甲商会和雅州商会。紧随其后地就是启州商会、新加坡商会、槟城商会、基隆商会等七八个次一些地。在下面就是商会中地规模最小地一批。它们占据着数量上地绝对优势。
如果按照经济地自然展。那随后商会之间就会有一场残酷地并购战。大鱼吃小鱼。优胜劣汰。最后形成几大商会平齐地局面。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生。二十来个小商会依旧过地有滋有味地。原因在于并不是中州等三个大商会没动贼心。而是地方官府插手了。
在后世还有个地方保护主义呢！现在地中华国更是如此。自己城里面有个商会。对于辖区内地经济展当然是有带头作用。那是没有一个地方官员愿意放弃本地地商会。
外地的大商会实力虽强，可对于本地区域的展不见得会多么上心，至于官府的走动更不会有自家人称心，再说了地方官府同商会之间又多有瓜葛，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商会并购的。几次出手被阻后，中州等几家商会也看明白了，于是事情就僵持下来了。时间一长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十章 闽南
经济繁荣，那税收也就多了，商业税多了，相应的在总额度里的比例就大了，而农业税则逐年萎缩。// //梁明最早定下的规矩是亩产一成上缴国家，这个规定实在没水平，不仅收缴时容易论乱，计量时也不易。到了建阳八年，内阁再次布了公告，重新企划农业税。
按农田肥薄册所记田赋，分为三级，每级又分为三等，共为九等。所教税赋以农田为计，百姓圈养牲畜不论，每亩税钱1。5块银元—银元不等。百姓可按市价以米粮充值，或缴纳银钱。
这样的规定百姓当然高兴，南洋种的可都是水稻，还是一年三熟，一亩地一年打个十担粮米是绰绰有余，按原先的规定那就至少要缴纳一担的粮米。在南洋，粮米多产之地，可就算如此一担大米也要2块银元以上，这样是放在大6那就是2两银子以上了，所以算起来此次农税更改中华国至少削减也4成的。
总之一句话，如今的中华国是民心安定，国势稳固。对于管着他们的朝廷这些老百姓还是很拥护的，别的不说但看那些安心过活的移民就能瞧出一二来，没人愿意回去过苦日子。
这样的局面让梁明感到很自豪，自己还是很得人心的，同时也为了他接下的放手一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兵中原，国内不会民心大乱，在这一点上他很有把握。
十年的积累让梁明手中有了放手一搏的筹码，有了拼一把的本钱。这场就是一场豪赌，赢了万事大吉，输了倾家荡产不至于，伤筋断骨是肯定的，现在第一张牌已经打出去了，关键就看对手的放反映了。
台湾事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福建，闽浙总督常青得报后信报还没看心中就凉了半截。台湾乃是孤岛，民众皆是移民后裔，本就民风彪悍，乡间挣扰纷多，台澎镇也是自己下辖十三镇中唯一一个三年轮换的镇营，以一镇之力竟然平定不了民乱，那事情就大了。
看了信报的内容后常青好悬没一头栽下，急命人招来福建巡抚徐嗣曾，按察使李永祺、布政使伍位纳（觉罗氏）和水师提督黄仕简以及福建将军恒瑞。（6路提督任承恩屯驻泉州）
信报传了一圈，几人的脸上都能挂下一层霜来。常青轻咳了一下，待众人抬起头来这才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我等还需即快拿定主意，另外上报万岁的折子……”常青说到这顿了顿，他是真的感到为难，“老夫自会运墨，众位放宽心就是了，不过这议罪银……”
“制台大人放心，这次的议罪银我等同出。”恒瑞赶紧接道，这常青可不是常人，那是满洲豪门佟佳氏的子弟，满洲正蓝旗人。父亲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其本人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可谓是树老根深，他自己刚到福州两天那能不给这位面子。“本官家有小余，愿出白银一万两，以来赎罪。”
恒瑞的话音一落，这边的徐嗣曾就接上了，“就是，就是，下官也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