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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坦纳开玩笑道：“我们都知道那些记者的行径，他们拿到一颗芥末籽，就有办法把它变成高山。”
“听着，”我环顾那三个男人，“如果你们以为我手下的法医走漏细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太离谱了，没这回事。我熟悉承办前两个案子的法医。他们在里士满工作多年，一向无懈可击。我自己去了第三与第四个案子。消息不是从我的办公室走漏的。任何在现场出现过的人都有可能泄露这些细节，比如那些急救人员。”
埃伯格换了个坐姿，皮椅轻轻地发出吱吱声。“我查过了。有三组急救人员去过，但没有一个到过所有现场。”
我平心静气地说：“匿名的来源通常是多种来源的混合。所谓的医学方面的来源可能出于一个医护人员，加上某个警察说的话，又加上记者无意间听到的话，或是在被害人居所外看到的事。”
“没错。”埃伯格点点头，“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是从法医那里走漏的消息，至少不是故意走漏……”
“故意？”我忍不住插进去，“你的意思是我的办公室有可能无意之中走漏消息？”我正打算反击说这样的说法有多无稽，但突然之间，我说不出话来。
我从脖子根开始红起，我想起来了。我办公室的数据库，有外人侵袭了我的数据库。难道这是埃伯格找我来的原因？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埃伯格继续说下去，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人们都喜欢说话，职员喜欢说闲话，他们告诉家人、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任何恶意。但你永远不知道那些话会传到哪里——说不定到了一个记者的桌上。这种事常常发生。我们很客观地在调查这个情况，每种可能都得考虑。我们必须如此。你一定了解，某些走漏的消息可能对案子的调查造成严重伤害。”
坦纳直言不讳地说：“市长对这类新闻非常不悦。高凶杀率已经对里士满造成重大打击，像这种惊心动魄的连环杀人案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那些新盖的旅馆需要有人来这里观光或开大型会议。人们不想到一个得担心身家性命的地方。”
“这是当然，”我冷冷地回答，“但也没有人想看到当局对这些谋杀案最关切之处是凶杀案会不会造成不便、引起困窘，或因此影响观光收益。”
“凯，”鲍尔斯平静地说道，“没有人有这种无稽的想法。”
“当然没有，”埃伯格很快加了一句，“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事其实暗潮汹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恐怕将面临大爆发。”
“爆发？为了什么？”我警觉地问，不自禁地望向鲍尔斯。
他脸上肌肉紧绷，眼神极力压抑情绪，不情愿地说：“最后一桩谋杀案就像火药桶。人们还没有开始谈论某些关于洛丽·彼得森的事，谢天谢地，记者还不知道那些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人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在幕后及早妥善处置，目前的情形很可能引发风暴。”
坦纳接过话头，他的灯型长脸异常阴郁。“里士满政府可能会遭指控。”他看了埃伯格一眼，埃伯格对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继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星期六清晨洛丽·彼得森从医院回家后显然报过警，我们从轮值的调度员那里得知，十二点四十九分，九一一接线生接到一个电话。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彼得森家的数据，但电话立刻挂断了。”
鲍尔斯对我说：“你可能还记得现场的情景，床旁有电话，电话线被人从墙上扯下。我们的猜测是，凶手进入房子时彼得森医生醒了过来，她抓起电话拨九一一，但随即遭到凶手制止。她家的地址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但没说任何话就断线了。像这类的九一一电话都会转给巡警，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恶作剧，小孩子玩电话的结果。但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否打电话的人心脏病突发，或中风有生命危险。所以按规定接线生对这种情形应优先处理，然后调度员立刻通知在街上的警力，之后会有警察赶到那一家去，至少去查一下有没有发生问题。但那次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个接线生把彼得森的电话列为第四优先，现在他已被暂时停职。”
坦纳插进来：“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无线电通讯非常频繁。电话多，个别案子的优先级必然降得比平常低。问题是，一旦优先级决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调度员根据他屏幕上的号码行事，除非开始着手处理，否则他不会知道案子的性质。如果已经积压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优先的案子，他会先处理这些，而列入第四优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无疑，那个接线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说，“但我想这种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着僵硬到不能呼吸。
鲍尔斯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大约四十五分钟后，终于有辆巡逻车经过彼得森家。那个警察说他用探照灯照房子的正面，里面一片漆黑，根据他的说法，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接到一个处理家庭纠纷的呼叫，就开车离开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发现了他太太的尸体。”
他们还在说话、解释。他们说到在豪尔海滩和布鲁克林发生的凶杀案，由于警方没有及时赶到而造成死亡。
“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法庭都裁决过政府没有义务为未能防范罪案发生而负责。”
“不论警察是否采取了行动，都不能改变结果。”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们被指控后打赢了官司，传出这样的恶名，我们还是输了。”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恐怖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飞驰而过。那个被切断的九一一电话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急诊室下班后，洛丽·彼得森疲惫不堪，加上丈夫告诉她会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觉。她可能只打算睡一会儿，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当住院医生时，常常等东尼从乔治城法学院回家一样。她听到房子里有声音而醒来，可能是凶手蹑手蹑脚从走廊走过来的声音。她觉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没人回答。
在那黑暗静默的片刻，时间似乎无限漫长，她发现有人在房里，但不是马特。
她惊恐起来，连忙打开床边的灯，拨打电话。
她只拨了九一一，甚至还来不及呼喊救命，凶手便猛扑过来，把电话线从墙上扯下。
说不定他从她手里抢下电话听筒，或者对她大吼，而她在恳求他。他被打断，暂时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许就在这时打断了她的肋骨。正当她痛苦得颤抖之际，他发狂般环顾四周，电灯还亮着，他可以看到卧室里的每件东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这起谋杀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电话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调度员立刻广播，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抵达。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