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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督曾望颜到达四川后，有凤回到成都将军任上。成都知府以有凤为靠山，合力诋毁曾望颜。文宗听信了他们的弹劾，将曾望颜罢免。
1860年，咸丰十年（3）
曾望颜听说自己被参劾了，便屏退仪仗随从，乘坐轻轿出入，中军副将和布政使都欺侮这个不得意的贬官。
文宗命令广西巡抚曹澍钟领兵援助四川。曹澍钟曾任四川监司，熟悉四川省情，却不以擅长军事而闻名。但他刚刚在桂林击退了石达开太平军的攻击，清廷对他的军事才能寄予厚望。
曹澍钟接旨大喜，连忙起程赴任。人已进入四川，不料母亲去世，他在哀痛之余，仍然自告奋勇，不为母亲守丧。胡林翼弹劾这个不肖之子，清廷将他罢免。胡林翼推荐福建将军东纯入川指挥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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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在上一年弹劾永州总兵樊燮，惊动了湖广总督官文。这位满洲人高官决心庇护自己的亲戚，认为弹劾樊燮的奏疏，出自左宗棠之手，而左宗棠一向看不起他这个总督，于是唆使樊燮上诉翻案，在诉状中大肆攻击左宗棠。
官文为左宗棠罗织的第一个罪名，说左宗棠是“劣幕”，具体的表现是骄横跋扈、越权干政，罪大恶极。
第二个罪名叫做“一印两官”：湖南只有一颗巡抚的官印，但是却有两名巡抚在使用，一个是真正的巡抚骆秉章，另一个则是假冒的巡抚左宗棠。
这第二个纠劾，并非不实之词。左宗棠按照自己的意思，写奏折拟公文，以巡抚的名义发出，盖的印是巡抚的，这都是事实。左宗棠和其他师爷不一样，往往不是藏在幕后，而是在第一线处理公务。他才高心细，大至军事指挥，小到官员考察，骆秉章都听凭他去处置。他不但运筹帷幄，还要应对公堂，成了不挂名的巡抚，人称“左都御史”。一省巡抚在京城挂衔，也不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已，可见左宗棠在湖南的权力炙手可热。
根据大清的律令，左宗棠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属违法乱纪。
清代官员对师爷十分尊敬，礼遇有加。但师爷没有官场的身份，只能在幕主的身后出谋划策。左宗棠却超逾了常规。他的个性，不容许他唯唯诺诺，中规中矩。
骆秉章也失去了分寸。他出于对左宗棠的信任，把军政事务一律托付给他，自己乐得当甩手掌柜。左宗棠当仁不让，颐气指使，进入了巡抚的角色。有时候，左宗棠代巡抚拟写的奏折，骆秉章都不过目，就直接呈送清廷。手下大员向骆秉章请示汇报，骆秉章干脆让他们直接询问左师爷。
左宗棠虽然没有名分，但骆秉章对待他的好，比张亮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左宗棠当作心腹和肱股，“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湖南的各位将领，多数都看左宗棠的脸色行事。在左宗棠的辅佐下，湖南对内整顿社会秩序，对外省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显示出一个强省的风范。
但是，一官两印，确实是落在官文手里的一个把柄。
官文之所以拿左宗棠开刀，是因为骆巡抚是个高官，不大好对付，而左宗棠地位卑微，又有一印两官这么一个事实存在，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布政使文格也嫉恨左宗棠，暗中帮助樊燮。官文也上疏清廷，为樊燮撑腰。
文宗阅罢弹劾左宗棠的奏章，龙颜大怒：一省的军政大计，竟然不是由清廷委任的官员定夺，岂不乱了纲纪！诏令官文密查，如弹劾情状属实，便要严办左宗棠。文宗亲笔批示：若参案属实，可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官文知道，左宗棠素来看不起他这个满人总督，认为他心术不正，是个小人。现在找到了机会，自然想把他往死里整。圣谕给了他“就地正法”的方便，何愁罗织不了罪名？
但是，官文要整死左宗棠，也不是毫无顾忌的。至少骆秉章不会听任不管，因为若是左宗棠的罪名落实了，他自己也洗脱不清。于是，他再次上疏争辩。
官文知道，想整左宗棠，就得速战速决，趁着皇帝还没清醒过来，先把左宗棠干掉。于是，他命令考官钱宝青讯问此案，把左宗棠定为诬陷朝廷命官樊燮的主犯，涉案人员还有永州的知州黄文琛等人。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左宗棠决定脱离骆秉章的幕府，逃命要紧。
其实，黄文琛等人是樊燮为非作歹一案的主要证人，左宗棠跟他们并没有私交。黄文琛为人直率，敢于直言，尽管以前遭到过左宗棠的压抑，现在却挺身而出，为他辩白。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极力为左宗棠辩解。
1860年，咸丰十年（4）
大家都劝左宗棠挺下去，但左宗棠可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当儿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准备离开长沙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天网恢恢，左宗棠有什么地方可逃呢？
左宗棠的想法是：以进为退，逃到京城！
左宗棠认为，他此次进京，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进京是为了参加会试，弄个进士出身。如果皇帝下诏，要求将他送部引见，他就到最高统治者那里去对质，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奏告。
皇帝会不会召见自己，左宗棠心里也没底。但他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是不等引见，就告病还乡。第二是若皇帝召见，皇上问一句，他就据实答一句，决不多言。这样，皇上就会当他是个山野之人，懒得跟他计较。他还打定主意，如果只能见到那帮公卿大夫，他就一言不发，省得人家误会了他的意思，到皇上那里乱说一通，令他“断送头皮，气破肚皮”。
2月1日，正月初十，左宗棠开始了北上的逃亡生涯。他走得如此急迫，连元宵节都没有跟家人一起过。因为据他预料，官文正在派人捉他。
左宗棠的预料是对的。当官文得知左宗棠逃离了湖南巡抚衙门以后，派出许多密探和捕快，沿途拦截，想把他带到武汉审讯正法。从这时起，左宗棠的身份就变了，从一个威风八面的师爷，变成了在逃的通缉犯。
左宗棠决定逃进北京。好汉做事一人当。他给胡林翼写信说：“朋党之嫌不能不避。”他还说，如果官司败了，“不以党锢连诸正人，致有一网打尽之惨”。也就是说，如果他被判有罪，决不牵连好友故人，宁愿一死，也不让官文把他们这些湖南干才一锅端掉。
左宗棠于3月18日抵达湖北荆州，3月24日抵达襄阳。那时大雪纷飞，旅途艰难，左宗棠只得暂时歇脚。胡林翼派人给左宗棠报信，说官文根本没有收手的意思，正派人搜捕，“网罗四布”。
但是，北进的道路已经被风雪封锁，路上“行人几断”。他将何去何从呢？
左宗棠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命运对这个才子真是不公啊，他不但事业无成，反而得仓皇逃命。
那么，哪里才是左宗棠合适的栖身之所呢？
左宗棠首先想到了从前的主公骆秉章。
左宗棠虽然打算再度投靠骆秉章，但他已经断了做师爷的念头。他去投靠骆秉章，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规划。他想让骆秉章给他几百名士卒，让他来当营官。这样，他就能或者战死疆场，或者立下战功。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湖南一省，陆续有许多书生带兵作战，成就了大批将帅，为什么左宗棠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以前却不曾想到过投身战场，却甘愿去当一个智囊呢？
左宗棠在写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自己定位的认识过程。
左宗棠说，他以前之所以不敢大胆地统领一支军队，是因为带兵这件事，没有丰富的经验，是很难做好的。如果贸然担此重任，必定会遭受许多挫折，“不但误国，兼以自误”，他认为是不可取的做法。
那么，他为什么甘心当师爷呢？因为他冷眼旁观国家大局，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他秉性粗豪，“性刚才拙”，“不能随俗俯仰”，在官场里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他宁愿藏身于幕府之中，我行我素，“进退自由”。
当然，这是左宗棠自己的说法。其实左宗棠愿做幕府，还有一个原因。左宗棠心中的偶像，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效法这个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智多星，手边虽无一兵一卒，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轻轻一摇鹅毛扇，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他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在火线上冲锋打仗，而是在大本营当参谋长。
那么，为什么他现在又愿意去前线当指挥官了呢？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即便他藏身幕府，以他的性格，仍然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惹来杀身大祸。他虽然权势如日中天，他心理上却是如履薄冰。敢作敢为，就难免得罪人；他又“无权无位”，处境就非常微妙。他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