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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濬秉性随和，凡事都爱息事宁人。为了袒护下属，他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审理中，专横跋扈，无视舆论，一意维持州县的原判，成了一个昏官的典型形象。这场官司也因此而一时无法结案。
春天，席宝田镇压了贵州的苗民起义军，军事行动结束。湖南边境没有需要防守的地方，然而水陆湘军并没有解散。省城城守，悬火打梆，好像是防备起义军杀来。如此持续了几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1）
377
左宗棠没有进入新疆，坐镇甘肃，淘汰陕西和甘肃的驻防军，将营改为旗，以节约粮饷。他下令成立甘肃织呢总局和甘肃制造局，以及兰州火药局等机构，为后世发展西部工业打下了基础。
这时日本人侵犯澎湖列岛，李鸿章上奏，请调驻扎陕西的刘铭传所部赶赴山东，计划渡海增援台湾。
左宗棠担心陕西邠州和乾州兵力空虚，要求穆图善从泾州的驻军中拨出五个营，接手乾州的防务。
对于海上的侵略者而言，到这时为止，清军多少有了一些威慑力量。福州船政局到这年2月为止，经过近八年运作，造出了十五艘轮船。从这时起，日意格等人及几十名法国籍工匠，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部从船厂撤走，厂务和技术，都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
福州船政局非常节省。建厂费用，只有四十多万两银子，到本年为止，总共只用了五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
但是，日本人仍然遏止不了自己的野心。日本政府于2月6日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份，日军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人的舰队侵略台湾，在琅峤登陆。
日军于5月份侵犯台湾基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江海戒严。清廷下诏，重新起用湘军名将蒋益澧，要将边防军事交给他办理。蒋益澧刚到京城，旧病复发，不久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岁。清廷将他官复原职。
清廷得知日军侵犯台湾的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
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7月21日，清廷召曾国荃、杨岳斌和鲍超等人入京，筹划增援台湾抗击日军事宜。
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三十四岁的湖南慈利人孙开华是鲍超旧部，为了加强东南海防，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请调他的擢胜营开赴厦门。清廷准奏，任命孙开华为代理福建陆路提督。
四十七岁的浏阳人李兴锐奉命办理机要，并赶赴江阴、狼山、吴淞和崇明等地视察，择险设守，指挥部队修筑炮台。
8月23日，清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然留在陕甘总督任上。
四十二岁的宁乡人黄万鹏奉命率部镇压甘肃河州的闵殿臣起义军。他是湘军宿将，所部是刘锦棠建立的旌善五旗中的骑兵。
到了秋天，张曜率部西进，驻扎新疆哈密，大兴水利，开垦二万亩荒地，每年获得几千石粮食，供应部队。
哈密的土质容易渗水，开垦和耕种，需要使用土工、石工和毛毡包裹工，是别处所没有的。张曜亲自率领所部经营缔构，十分勤勉。
关外的各路清军，全部隶属于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金顺率部出关，驻扎在巴里坤，与景廉关系不和。清廷向左宗棠垂询此事。左宗棠上奏说，景廉为人方正，很有学问，足以为僚属做出榜样，但是过于拘执古板。金顺宽和服善，很得人心，平时显得庸庸碌碌，但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这是他亲眼所见的。既然金顺处在前敌位置，就应该让他负责军事。
古丈人杨占鳌因伤病交发，以奉养亲老为由，辞官卸任回乡。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万两银子，要他回乡架桥修路。他回乡后广置田产，成为古丈首富。为了向清廷交差，他在三道河草草修了一座铁索桥，取名“三道河桥”。
刘岳昭抵达京城，得到清廷的慰劳，获赐寿礼。
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廷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十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子四十万两。
12月20日，日军全部撤出台湾。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廷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湖南提督宋庆于11月2日改任四川提督，云南提督马如龙改任湖南提督。
为了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英国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探测通向中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杨昌濬经手核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民众对杨昌濬大为不满。但是，左宗棠对杨昌濬的清正为官，始终深信不疑。他没有想到杨昌濬会官官相护，妨碍司法公正。所以，他一直为杨昌濬叫屈，并且认为这是浙江和京城里有些人妒忌杨昌濬，故意跟他过不去，因为在此案发生之前，就有不少高官对杨昌濬进行过攻击。左宗棠曾安慰他：“阁下伟量宏才，朝论翕然，断非蚍蜉所能撼。”这一次，左宗棠依然力挺他渡过难关。
左宗棠知道，杨昌濬的去留，关系到陕甘军饷的有无，因此，他当然希望杨昌濬一方能够胜利，才不至于丢失浙江巡抚这个十分关键的位置。他不但不怀疑杨昌濬，还不断地给他打气。
左宗棠远在陕甘，并不了解此案的细节，凭什么对杨昌濬深信不疑呢？原因有五条。
首先，杨昌濬早就无意于仕途高进，不是官迷，不会去干用鲜血去染红顶子的事。
第二，杨昌濬在浙江为官，颇有建树，而且为楚军筹饷，不遗余力。因此而得罪浙江的一些官绅，在所难免。
第三，在此案审理期间，杨昌濬曾打算离开浙江，到甘肃协助左宗棠，似乎饱受了委屈。
第四，杨乃武一案，是报纸炒作出影响的。左宗棠非常讨厌当时由外国人出钱让中国人办的报纸，即所谓的“新闻纸”。这些报纸替外国人说话，混淆中国人的视听，令左宗棠大为反感。所以他主观认定，报纸抹杀了公论，为奸人喊冤，而对朝廷听信报纸传闻，他大惑不解，甚至气愤地说：杨昌濬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浙江？偏偏浙江人就不服他的教诲，这都是因为他“性气宽和，人无所忌”。他感叹世风日下，竟然会有人“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杨昌濬在此案审理期间，又做了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令左宗棠感动不已。
杨昌濬知道左宗棠在陕甘艰苦卓绝，正要进军新疆，收复国土，把自己积攒的养廉薪俸，共计二万两银子，捐献给左宗棠的部队。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时，收到这笔款子，抵达肃州时，才向杨昌濬表示感谢。他知道杨昌濬已经承受不住杨乃武一案的舆论压力，打算辞官回家，便在信中非常体贴地对他说：我虽然不敢辞谢你的馈赠，但担心你为官在外，长期没有顾及家里，恐怕将来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到你回家时，我一定会把这笔款子寄还给你。
这件事，让左宗棠再一次看到，杨昌濬做官不为私利。这样一个官员，怎么会贪赃枉法呢？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1875年，光绪元年（1）
378
同治皇帝于1月12日驾崩，享年十九岁。三岁多的光绪皇帝于1月13日登基。
1月20日大寒，曾国藩下葬湖南善化县坪塘伏龙山。
英国人马嘉理和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事先没有通知中国的地方官，于2月中旬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
曼允山寨的景颇族居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马嘉理于2月21日向居民开枪，激起民愤，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
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进入云南。英国公使也把矛头指向了岑毓英。清廷催促刘岳昭返回任上，处理此事。刘岳昭有意逃避，被御史李廷箫弹劾，说他拿奉旨觐见做挡箭牌，故意延搁。清廷将刘岳昭革职。
清廷任命五十七岁的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为云贵总督，任命四十七岁的安徽庐江人潘鼎新为云南巡抚。
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打算依靠左宗棠收复新疆，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