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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A得到的白山馆原始建筑图并不见得是完整的。按白文彩的性格，他留给后人的地图极有可能是缺少一部分的。至于缺少哪一部分，只有白山馆真正的主人和管理者复活才可以知道了。而国民党在改建白山馆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经过最周密的勘察，对白山馆了如指掌了呢？估计白山馆中的所有特务，也只有几个人知道。
A拿过干净的马桶，转身往回走。迎面就看到了106的钱三贵正掂着马桶走过来。
第二卷
轻易不信任A看到钱三贵迎面走过来，知道就是早上在背后轻捅了他一下的人。
钱三贵尽管也是面容憔悴，胡子拉碴，额头上还有一块青肿，但看到A却咧着嘴冲他笑。这让A摸不清这个钱三贵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暗示、警告、示好还是什么？其实，A还不了解这个钱三贵。
钱三贵是行走在重山市和成都市的中药商人，这个人是一个乐天派，别看抓进白山馆了，就属他天天嘻嘻哈哈的，又喜欢开点小玩笑。所以，钱三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他就是这个“德行”。见到A，认出来就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张海峰，居然也可能是自己的革命同志，他就开心罢了。能在白山馆里还这么开心的人，屈指可数，所以自然把A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得复杂了点。
如果A知道真相，他也会佩服这个钱三贵的。笑容，在这个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般的白山馆中是多么的可贵，需要多大的勇气、毅力和决心。钱三贵的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活下去，要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看看满城红旗飘扬的样子，他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他一定会被营救出去的。
任谁都不知道，白山馆有一道最后的命令：在共匪攻占重山市或者企图解救白山馆的人员而无法抵抗之时，所有在押犯人一概立即枪毙，然后火烧白山馆，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这个最后的白山馆命令，锁在白山馆馆长孙德亮的保险柜里，知道的人除了他，就只有发布这个命令的人——戴笠。
A和钱三贵擦身而过，看守士兵用枪指着他，示意他快走。
A没有回头，转了个弯就进了走廊，对面，另一个犯人正在走向铁门。
他三十多岁的年纪，留着寸头，极其消瘦，脸色惨白，双眼深深地陷入眼眶，看着已经像是病入膏肓的模样。他眼神迷茫，毫无神采，几乎如同一个行尸走肉，如果他躺在地上不动，就会被人认为是一具尸体。
A从早上列队时就略略注意到了这个人，这是105关押的犯人。只是这样正面地看到他，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有人已经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这个如同枯骨的男人名叫房宇，自从被抓到白山馆后就没有说话，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被抓进来的，甚至连一号楼的看守长冯彪都不知道这个叫房宇的男人，似乎在白山馆成为监狱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了。和房宇一起被关押在105的另一个犯人叫做皮景顺，以前是国民党重山市警察局重案科探员，在偷取档案资料时被发现，因为他偷的东西是涉及几个共匪的重要嫌疑人的，因此被关押进白山馆。
房宇茫然地从A的身边走过，身上一股浓浓的怪味就钻进了A的鼻子，那是一种腐烂般的气味。A能够感觉到，这个男人就要死了。
A走进自己的108牢房，看到冯进军还是那样呆呆地坐在床上，见他进来也只是微微瞟了一眼。A的心跳快速起来，这个冯进军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能够肯定！A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情报人员，他有一种天生的嗅觉，如同一只非洲猎豹突然见到一只亚洲老虎，尽管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但是仅仅依靠直觉，就能够判断出这是一个极其强悍的对手。
从A和冯进军短暂的接触和交谈中，这个冯进军和A的所有谈话内容都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听起来的确是在帮助A提供这里的情报，但是仍然非常有限，并不是关键性的要点。A甚至觉得冯进军有点在故意限制他的行为，在给他的行动设定框架。A无法判断现在的冯进军到底是什么身份和态度，是敌人还是朋友？
此时，冯进军表面上看是茫然发呆，其实内心也是思绪翻飞。
他已经知道这个和他关在一起的男人就是重山市军需处副处长张海峰，他也觉察到了A看自己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冯进军和A一样，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叫张海峰的男人，恐怕比他更胜一筹，如果他是敌人，那可就麻烦了。 冯进军尽管从A刚关进来时吐出的牛皮纸团，以及说话都是高级密语的情况能够做出初步判断——A八成可能是革命同志，不过还有二成的可能，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苦肉计。冯进军穿山线第一桩的身份没有暴露，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旦被白山馆的特务得知他就是第一桩，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花招来折磨他，折磨他也就罢了，就怕是利用他来折磨其他穿山线的同志。
冯进军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是在一些特殊场所，他必须忍受胯下之辱，必须能够忍辱负重。所以，冯进军在一号楼的形象就是一个可能出卖了党组织的叛徒，这就是冯进军要的效果，他就是要其他同志远离他，警惕他。
107的张庆相对而言，脑子就没有冯进军好用了。他认为尽快告诉和叛徒冯进军关在一起的同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墙角里是埋有窃听器的，如果不让新关进来的同志知道，说了些绝对不能说的话而刚好让白山馆的监听特务听到了，那可大大地糟糕。
张庆知道有窃听器也不过是十天前的事情罢了。他尽可能地告诉了他认为安全的革命同志，就是没有告诉冯进军。冯进军由于被迅速孤立，他的确不知道自己房间的墙角下埋有窃听器，但是他的直觉提醒他，在牢房里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这让冯进军所有的话语都是低低的声音，包括A刚刚关进来的时候。
A刚刚被关进来，哪能知道背后这么多的故事，所以张庆这样自作聪明的一句，让A高度警惕起来。A不愿意失去一个革命战友，但也绝不允许敌人如此容易地破坏他的计划。
A看着冯进军，走到角落处将马桶放了下来。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到自己的床上，他用手按了按床垫，东西应该还在床垫里面。
“哐啷”一声，牢门锁上了，看守的士兵哗啦哗啦地落了锁，往里面瞄了瞄就走开了。老涂和老六的吼声还是此起彼伏地从牢门外传进来。
有风从牢房墙上的小窗外吹了进来，搅得这个房间里沉闷的空气短暂地起伏了一下。
这个场面很奇怪，两个都是无比忠贞的共产党员，彼此都在怀疑着对方的身份。他们此时谁都不说话，只是这样呆呆地坐着，几乎僵硬了一般。这是一场暗中进行的心理角斗，谁都不敢先说话，也不愿意移动身体，就好像两个棋逢对手的绝顶武林高手过招一般，谁先动，谁就先露出破绽一样。直到听到一楼所有的牢门都沉重的落锁声，随后是二楼开始有人吼了起来，要二楼的犯人动作快，二楼就开始有人从楼梯下来，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又上楼。这应该是二楼的犯人同样在倒马桶。二楼的犯人必须要经过一楼。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抽水马桶是个稀罕东西，除了少数的现代西洋建筑、政府办公大楼有冲水式的沟渠，绝大多数都是在地面上蹲坑的茅房。所以，二楼的犯人无论如何也要到一楼来倒马桶。
那个时代，地面上两层楼的牢房还是非常罕见的。通常的牢房都是地上一层，比较大的牢房，半地下再一层，集体关押，除了即将处死的死囚是单独关押外，一个牢房最多能关上二十多号人。不会像白山馆这样无限期的囚禁，最多关个一年半载的，能弄到钱的就倾家荡产地赎出来，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好死不如赖活着；赎不出来的，或者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那就要把犯人发到什么地方做苦役。
做苦役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监狱。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一般不叫监狱，而叫苦窑，挖石头、挖矿、挖沟，什么苦就干什么，苦役时间通常也就五六年，能撑过去的，还有一条小命活着回去，不注意的也就死在异地他乡了。监狱一般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几十个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面，非要形容的话，就是类似于集中营那种关押风格。而四十年代的监狱管理，可不是现代这个样子，犯人是没有什么人权的，也没有什么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说法，你去做苦窑，只要不是死罪，管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