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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要指望肿瘤了。
乔希·斯塔福德过了整整一分钟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的脑子又按照律师的思路运转起来。他在平台上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家庭出现在现场，这才叫斯尼德和德班回到房间里。
摄像机仍开着。斯尼德面对镜头，举起右手，做了不说假话的宣誓，然后强忍住泪水，叙述了他亲眼看见的一切。斯塔福德打开信封，把那张黄颜色的纸举到离镜头很近的地方。
“是的，我看见他鉴了这份遗嘱，”斯尼德说，“就在几秒钟之前。”
“是他的笔迹吗？”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他的笔迹。”
“他申明了这是他最后的遗嘱吗？”
“他说了。”
斯尼德还来不及看一眼上面的内容，斯塔福德就把遗嘱收了回去。他和德班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然后面对摄像机也做了叙述。摄像机关了，他们几个乘电梯去一楼，向费伦先生诀别。电梯里挤满了费伦的雇员，他们既惊愕又急切地想最后见一面平时难以见到的老人。大厦很快走空了。斯尼德在一个角落里饮泣，人群被保安拦到了外围。特罗伊孤零零地躺在血污中。警车呼啸而至，有人给特罗伊的惨状拍了照，然后用一块黑布盖住了尸体
再看那几个家庭，刚才受到的惊吓很快就被些微的哀伤覆盖了。他们低头伫立一旁，沮丧地注视着那块黑布，心里在盘算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事情。看见特罗伊就不能不想到金钱。对一个感情上很疏远的亲属——哪怕是父亲——的哀伤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5亿美元的渴望。
就雇员们而言，他们起初的震惊渐渐变成了困惑。他们都听说特罗伊就住在他们的头顶上，但很少有人见过他。他怪诞、狂痴，而且有病——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进他们的耳朵。他不喜欢跟人接触。这幢大厦里的几个副总裁一年也只见他一次。既然公司在他不过问的情况下也经营得如此成功，那么他们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精神病医生扎代尔、弗劳尔和泰森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你们刚才还宣布他神智很健全，可几分钟后他就跳了楼。
然而，即使是疯子也会有清醒期——他们在人群中哆嗦着，不停地念叨着这个法学术语。就一个精神病人而言，只要他有片刻的清醒期，他的签字就依然能使遗嘱生效。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录像为证。老特罗伊刚才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神智完全正常。
对律师们来说，惊吓很快消除了，而且也没有哀伤。他们毫无表情地站在委托人的身边，注视着眼前惨兮兮的局面。这笔酬金不是个小数。
救护车开上来，停在特罗伊的身边。斯塔福德跨过路障，对保安耳语了几句。
特罗伊很快就被抬上担架运走了。
22年前，为了逃避纽约地方税，特罗伊·费伦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北弗吉尼亚。他花了4000万美元建造了这幢大厦以及周围的设施，另外，居住在弗吉尼亚给他节约了许多倍的资金。他是在一场难缠的诉讼案中遇到乔希·斯塔福德的，当时，斯塔福德是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崭露头角的律师。那一回，特罗伊是输家，斯塔福德是赢家。特罗伊十分欣赏对方的办事风格和锲而不舍的韧劲，于是就雇用了他。在过去的10年中，斯塔福德靠为特罗伊工作而挣的钱使自己的事务所扩大了一倍，而且还成了富翁。
在费伦先生最后的几年里，最接近他的人就数乔希·斯塔福德了。他和德班这会儿回到了14层的会议厅，锁上门。他们叫斯尼德去休息，把他支开了。
在摄像机的镜头面前，斯塔福德打开信封，取出了三张黄色信纸。第一张是特罗伊写给他的信。他对着镜头说：“这封信写于今天，1996年12月9日，星期六。信是手写的，由特罗伊·费伦写给我本人。一共有五段文字。我将一字不漏地宣读如下：
亲爱的乔希：此刻我已经死了。我写有旨意如下，戍要你严格地遵照执行。如有必要可进行诉讼，但我的旨意必须严格地予以执行。
第一，我要求尽快验尸，其理由将会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不举行葬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仪式。尸体火化，骨灰从空中撒在怀俄明州的牧场。
第三，我的遗嘱在1997年1月15日之前不予公开。法律上并没有要求立即公开遗嘱的条文。因此，我要你坐等一个月。
再见。特罗伊。
斯塔福德慢慢地将第一张信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拿起第二张纸、他审视了一会儿，然后对着镜头说：“这是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是特罗伊·费伦的最终遗嘱。我全文宣读如下：
斯塔福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他不由得停顿了片刻，然后继续往下念：
“我委托我所信任的律师乔希·斯塔福德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并授予他一切必要的便宜行事权力。
“这份文件将作为我的手写遗嘱。文件的每一个字都由我亲笔书写，我在此签字。
“特罗伊·上·费伦。1996年12月9日下午3时整。”
斯塔福德把信纸放在桌上，对着摄像机眨了眨眼睛：他需要去大厦外面走一圈，或许吸上几口凛冽的空气。但他坚持住了：他拿起第二张信纸：
“这也是写给我的。我念一下：‘乔希，雷切尔·莱恩是位于巴西和玻利维亚边境上的一个世界部落传教团的传教士，她目前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部落工作，这个印第安部落在潘特纳尔【注】。离它最近的一个镇叫科伦巴。我没法找到她，我有20年没有跟她联系了。特罗伊·费伦’”
【注】潘特纳尔，巴西西南部的泛滥平原——棒槌学堂注
德班关掉摄像机，围着桌子转悠了两圈；斯塔福德在反复地读信。
“你以前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女吗？”
斯塔福德心不在焉地凝视着墙壁：“不知道。我为特罗伊起草过11份遗嘱，他从未提到过她。”
“我想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
斯塔福德不止一次地说过，特罗伊·费伦已经不会让他感到惊讶了。他无沦在生意场还是在私生活上一向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经常惹出是非来。斯塔福德老跟在他后面替他救火，光花在这上面的钱就有好几百万。
但这次他还是震惊了，他刚刚目击了一次戏剧性的自杀场面：一个身陷轮椅的老人竟会一跃而起，冲向平台。现在，他手里又拿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几段匆忙写成的文字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馈赠给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女继承人，而他事先从未提起过这个意图：遗产税将高得令人咋舌。
“蒂普，我需要喝一杯。”他说。
“还有点嫌早。”
他们来到隔壁费伦先生的办公室，发现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上锁。秘书和其他在14楼工作的人此刻仍在楼下。
他们反身关上门，匆匆穿过一排排办公抽屉和文件柜。特罗伊料到他们会来。要不然，他私人的地方总是上锁的。他料到乔希会马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在他书桌中间的一只抽屉里，他们发现了一份五个星期前与亚历山德里亚火葬场签定的合同。合同下面是一份有关世界部落传教团的资料。
他们收集了可以带走的东西，然后找到斯尼德，让他把办公室的门锁上。
“遗嘱上是怎么写的，最后的那一份？”斯尼德问。他脸色苍自，眼睛虚肿。费伦先生不可能不留给他什么就一走了之的，他毕竟忠心耿耿地为他当了30年的仆人。
“还不能说。”斯塔福德回答说，“我明天来开列清单。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当然。”斯尼德轻声说，接着又哭泣起来。
斯塔福德和德班同一个前来例行公事的警察又呆了半个小时：他们指给他看特罗伊翻过栏杆的地方，向他提供了证人的名字，简要地提了提最后的信件和最后的遗嘱。显而易见，这是自杀：他们答应出具一份验尸报告。于是，警察在离开大厦之前就结了案。
他们随后赶到验尸所，为尸体解剖做了安排。
“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他们在等报告时德班低声问。
“为了证明他体内没有毒品，没有酒精，没有任何会妨碍他判断力的东西。他想得很周到。”
当他们最后坐在离他们办公室两个街区远、就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饭店的酒吧时，时间已经快六点了。一杯烈酒下肚之后，斯塔福德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想得太周到了，嗯？”
“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德班若有所思地说。惊吓慢慢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眼前的现实。
“你是说，他生前是。”
“不，他没死。特罗伊仍在操纵一切。”
“你能想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