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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的唐绍仪深知交通事业与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关系，除了将中山港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外，他更提出了“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陆并重”，“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的构想。
西风东渐，在实业救国思想指导下，唐绍仪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经济。在农业方面，他提出“发展农业，以足民食；宏辟工厂，以裕民衣；修筑庐舍，以乐民居；兴治道路，以利民行”。积极发动海外华侨回县投资。
作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深谙教育对一国发展之重要。在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使中山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事业，提倡体育活动，设立中山港医院，开凿机井，兴建公共宿舍、厕所等，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些举措，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但凡风物长流之所在，莫不民风和睦，乡约严整。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绍仪主政五年，中山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就财政收入，中山县一年的收入可与贵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为中山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招致了“南天王”陈济棠的不满，被逼迫辞官。在中国，遍览古今，文人主政总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即便是民国钦点的“模范县”县长也难逃“地头蛇”的股掌。这不是唐绍仪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必然。没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制氛围，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在中山县主政期间，是办了好事的。由于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势力和陈氏兄弟，就被他们视作眼中钉，便布下了除唐的阴谋，他们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吴飞调走，安排自己的下属林树巍为县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林是个吸毒者，还明目张胆走私钨矿、牲口、五金出口，又从港澳走私大批洋货入口，唐看不过，就撤除了林兼县兵总队长之职。这样，既触怒了陈氏兄弟，又直接与林结怨。于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树巍有陈济裳兄弟撑腰，就布置其弟林军日率队哗变。这是在1934年10月7日，驻唐家湾的县乐特务小队长林军日，以索饷为名，突然率队围困唐绍仪的“望慈山房”入驻中山县，名为保唐，实质逼唐辞职。唐到了这个地步，只好愤然辞职，回上海去了。
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后，没有再参与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之时，唐绍仪才因为蒋介石与日本军政府的相争而死于非命。
1938年抗日战场上硝烟滚滚，武汉、广州等重镇相继告危。日本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谋他路拿下中国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军力大减，伤亡惨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际，恐再有动乱，疲于应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时策动了一个叫做“南唐北吴”的计划，欲将吴佩孚和唐绍仪拉下水，成立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渐进侵略中国。蒋国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稳，共产党在抗日后方的威胁已另他坐立难安，这时候他更不能容许另一个政权的产生。唐绍仪就是在这场争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这是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侵华新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有意让中国第一流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分掌南北政权。日本显然想以此打跨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拉拢劝降活动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劝说唐绍仪，唐以自己年迈体衰，无心再参与政治为由，多次拒绝。但由于唐绍仪声望过大，伪政府需要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日本始终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说行动。南京沦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汉奸文儒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傀儡政权扶植起来后，日军依然没放弃唐绍仪。7月份，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二贤专程南下上海拉拢唐绍仪，因北方的吴佩孚明确表示“彼之出任伪组织与否完全以唐绍仪为转移”，日方更重视对唐绍仪的拉拢了。此时日方有意让唐担任南北联合政府的主事。
唐绍仪自1936年迁居上海以来，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态在过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消极。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颇有倦意，卸下公职后，虽有一种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碍他安度晚年。唐绍仪的别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警方在他的别墅附近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门口设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围来往巡罗。唐绍仪也就落得个安闲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气养神。每当夕阳夕下，他就在别墅园内散步，或在花荫下闲坐读书。平日在家里，经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个古玩鉴赏的行家里手，每见古玩器具，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珍品他都如数家珍，尤其是瓷器。这也为他日后丧命埋下了伏笔。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车上闪着寒光，军车在上海马路上来来往往。而此时上海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大批难民的涌入，与这里的异国情调极不搭调。唐绍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居简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拉拢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陪同，坐车来到唐宅。岑德广曾于日本贵族学校就读，精通日文，故让他当翻译。会谈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询问：“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可这次会谈的结果，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无从知道。
但正是这次会谈，加紧了唐绍仪被杀的步伐。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丝毫不敢怠懈，严密监视着唐绍仪的一举一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因近期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利受到批评而惴惴不安，见手下送来唐绍仪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喜出望外之际，一面将情报呈报给蒋介石，一面加紧监视唐绍仪，任何鸡毛小事都不敢放过。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的消息后，很不高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对唐对行笼络。孔祥熙先对唐说：“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如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势力的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劝他赴香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后来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之后便起身。”话是如此说，但一直滞留上海，未见动静，引得军统特务们杯弓蛇影。
此时最关键的就是唐绍仪自己的态度了。历来学者们都在猜测，但唐绍仪心中真正所想，还是无从得知，只知唐此时的态度非常暧昧。当下情势，如若唐愿意接受日伪势力的拉拢，则军统特务必杀之；如若唐接受国民政府的劝解，则有可能遭来日方怨恨而起杀心。
现今史料没有具体提及，我们也只能猜测，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土肥原与唐绍仪在抗战前就有所交往，面对外界纷纷扬扬的传言，唐也只是以外交